經濟學家吳敬璉對浙商的活力特別是浙江的企業家精神讚譽有加，他說，浙江是一個具有熾烈企業家精神的地方，浙江企業家既聰明又肯吃苦，敢冒風險，敢為人先，最讓人佩服。浙商有一部分人膽量很大，他們敢於冒險，在風險麵前毫不畏懼，勇於開拓，追求平常人不敢追求的目標，取得了常人所永遠無法取得的成就。
1市場觀念超前，走出去闖天下
浙江人並不比其他地方的人聰明，但浙江人的市場觀念要比其他地方的人解放、超前，敢為天下先。
以溫州為例，新中國建立伊始，溫州人就辦起了棉布、百貨、副食品、水產品、糧食及牛皮市場，人民公社化時被取消了。60年代中前期溫州的集市貿易、前店後廠的生產經營方式漸漸恢複發展起來，到“文化大革命”時又被取締了。“文革”後期溫州的家庭工商業和個體商販又悄悄地恢複發展起來，後受到“左”的思潮的批判打擊。改革開放初期，當人們還在摸石頭過河，不知商品、市場為何物時，溫州人已毅然投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海洋。當全國各地鼓勵發展商品經濟及個體私營經濟時，溫州人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開始實施“二次創業”戰略。
浙江商人的成功還在於他們敢於走出去，滿世界跑。為了擺脫貧困，他們敢為天下先，築碼頭，闖天下。哪裏有市場，那裏就有浙江人；哪裏沒有市場，那裏就有浙江人去開拓。
浙商發展經曆了3個階段：第1階段是以溫州和義烏人為代表的小貨郎。曆史上，無論是義烏人還是溫州人都以“挑擔走四方”聞名，他們靠石刻、竹編、箍桶、裁縫、彈棉花等百工手藝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周遊各地，人稱“南方客”。
第2階段是遍布全國的“螞蟻軍團”。20世紀80年代初，百萬浙江大軍成了走南闖北的購銷員，他們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萬水，走進千家萬戶，說了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推銷了千萬種小商品，掙回了千金萬銀。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國各地，湧現出一個個溫州村、一座座義烏城、一條條浙江街，人們仿佛掉進了浙江人的包圍圈。
第3階段是縱橫全球的“跨國網絡”。百萬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們把浙江人的市場網絡伸向全球每一個角落。特別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一大批富裕起來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視野和現代化的謀略，紛紛組建企業集團，進行跨國經營。有的則成為世界名牌中國總代理，構築虛擬經營、連鎖專賣等現代營銷網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舞台給了浙江人以創業的空間，由於計劃經濟的控製力在浙江相對較弱，這為浙江人在全國率先衝破束縛，擺脫計劃體製下“等、靠、要”的依賴心理，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觀念，提供了大好空間。善於“無中生有”和有著強烈脫貧致富願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場的海洋，敢為人先，敏銳捕捉市場商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者。
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於追逐市場並在市場中追求利潤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場，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鍛煉和成就浙商群體的大熔爐。浙商就是一批善於在“高度不確定的市場情形”裏作出決策，爭取利潤的人。
2膽大生財，“敢”字當頭賺大錢
浙江頤高數碼公司董事長翁南道曾經說過，“其實做生意是無所謂失敗的。今天我做一件事可能沒有做成，但是經驗有了，虧點錢就虧點錢，不算是失敗。關鍵是，到了這個層麵，如何把握機會做得大一點。”由此可以窺見浙商敢於冒險的精神。
浙商不僅吃苦務實，而且能膽大生財，“敢”字當頭賺大錢。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浙商的冒險精神，就是“膽商”。丘吉爾曾說：“勇氣很有理由被當作人類德性之首，因為這種德性保證了所有其餘的德性。”這裏所說的勇氣，就是一個人的膽量、膽略，臨危不亂、處變不驚、力排眾議、破釜沉舟的決斷力。
均瑤集團的創始人，英年早逝的王均瑤先生，曾經被人稱為“膽大包天”。王均瑤16歲時就離開家鄉溫州龍崗，開始在長沙一帶跑五金和印刷業務，賺點小錢。1989年春節前夕，由於忙於跑業務，王均瑤忘了提前買回家的火車票，到了小年夜，坐不上火車了，他和其他幾個被困在長沙的老鄉聚在一起，商量著無論如何都要趕回家去過年。大家一合計，最後以兩倍的價格包了一輛大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