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俠士有自己特殊的價值標準,國君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擾亂國家法令,私設刑罰。普通人也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活著不求財利,死時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隻有他們自己少數幾個人之間相互認同,但也都是默認於心,從不明說。這樣的一種人生確實稱得上是白虹貫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俠士必須是刻苦砥礪,孤介獨行。隻有田光能請出荊軻,而田光自刎身死。隻有樊於期的人頭能使秦動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隻因不能同行,就在車前刎頸以壯行色。黃金投龜,燴千裏馬肝,斷美人之手,荊軻麵不改色。然而荊軻來到燕國肯定不是因為希圖燕太子丹的黃金、館舍、車騎、美女,別人可能是,他決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強秦的後果,早已預存必死之心。何況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荊軻更是義無反顧。但他入秦又不是為了太子丹一人一國的私利,他是為他自己平生的誌向。荊軻說：“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漸離擊築,荊軻作歌,眾人無不動容,而荊軻升車而去,終不回顧,看似無情。荊軻已死,魯勾踐悲痛自悔,說：“從前我還怒叱他,他會以為我是什麼人!”這幾位俠士誌向之高之烈以及他們之間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達到無以倫比的境界。荊軻之悲壯在於，義士壯烈，以燕國的興亡為己任，明知行刺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仍奮然前行，置生死於不顧。“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中國曆史上還有比這更悲涼、更淒美、更蕩氣回腸的背影嗎？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荊軻的壯舉，中國的公元前三世紀將會平淡許多。
燕地以慷慨悲歌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會正常發展和社會繁榮的結果。社會正常發展與社會繁榮所形成的是誌高而揚的大國之風,燕趙文化則是一劍以當百萬之師的偏鋒奇鋒。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傷自怨,剛烈悲壯。“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寫作忼慨,忼又寫作亢,本指咽喉。在聲樂上,慷慨是情緒激昂、聲音高亢的歌唱方式。悲歌也是專有所指的一種歌唱風格,在《燕丹子》中有“為壯聲”、“為哀聲”的描寫,其悲壯之情可以由荊軻《易水歌》中“易水寒”、“不複還”數語具體印證。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個情結,是由經濟文化的落後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導致的一個情結。這個情結經過一種壯烈的撞擊,發生逆轉,出現升華,於是就化育成為慷慨悲歌的性格。
在謀刺秦王的過程中，太子丹和荊軻之間也有一種契合。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太子丹的精誠與荊軻的奇誌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產生出的激變，就形成和成熟了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的獨特風格。慷慨悲歌或燕趙悲歌自戰國秦漢以來已經成為固定的成語，人人皆知，但是對它作深一步解釋的人並不多，唯有袁褧《楓窗小牘》中說道：“秦威大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以自虹貫日，和歌變徵。”這個解釋準確而深刻地道出了燕趙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燕昭王的報複伐齊和燕太子丹、荊軻的謀刺秦王,標誌著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
2.武勇任俠與陽剛之美
燕趙文化武勇任俠的特征形成於戰國時期,以趙武靈王的胡服尚武為最主要標誌。趙國的文化源出三晉,而晉國正是中國古代法家智慧與武勇任俠風尚的發源地。早在遷都邯鄲前後,趙氏之中就已接連出現了幾位俠士。趙朔時,趙氏遇到大難,同宗四位大夫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都被滅族,於是趙氏門客中出了公孫杵臼和程嬰二人,保護趙氏遺孤。公孫杵臼問程嬰:“抉立孤兒和殉難而死哪個更難?”程嬰說：“死容易,扶立孤兒更難。”公孫杵臼說:“那麼你來努力做這件難事,我做容易的,先讓我來死。”於是公孫杵臼殉難而死,以掩護程嬰。程嬰則帶著孤兒趙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後,趙武重新被立為大夫,程嬰繼續在左右保護他。又過了數年,趙武長大成人,舉行了加冠禮,程嬰便毫不遲疑地自殺而死,為的是到地下向公孫杵臼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