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並了長江中遊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麵，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征，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從地理上看，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誌》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複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據曆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製度。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麵。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離騷》是屈原自敘生平的長篇抒情詩，他的情感和思想都熔鑄其中。因此評價《離騷》與評價屈原是分不開的。它的主題，一是抒發了作者的“美政”理想和深沉。故謂“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地處荊楚之地的湖南也是一個人才薈萃，群星璀璨的地方。南宋建炎三年間，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胡安國及其季子胡宏由湖北遷到湖南，避居衡陽一帶，著書立說，並創建了碧泉書院，聚徒講學，從而開創了湖湘學派。後來，胡宏的學生四川綿竹人張拭把胡氏父子之學傳到長沙嶽麓書院，並使嶽麓書院成為湖湘學派的基地。隨著時代的變遷，湖湘學派所開創的學風並沒有因為曆史長河的變遷而中斷，相反，在“千年學府”嶽麓書院這一文化搖籃裏茁壯成長，至明末清初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王夫之，晚清時又出現了“開一代風氣”的代表人物魏源，他們都是嶽麓書院的學生。
然而，人才難得，大批人才的湧現，畢竟要經曆一個較長時期的培養和痛苦磨練的過程。待到中國曆史跨入近代以後，楚地更是人才輩出，大有長江前浪推後浪之感。道光二十年後，湖南人爭先恐後，高才四舉，以致有“中興將相，什九湖湘”之稱。嶽麓出身的魏源、陶澍、郭嵩燾、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唐才常等，都曾叱吒風雲。
湖南人才隨著曆史變奏的加快，知名人物風起雲湧。以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等為首的湖南籍巨星繁多，他們交相輝映，光照環宇，其豐功偉績更令國際社會所矚目。著名曆史學家譚其驤讚歎道：“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群的出現，並非偶然。
湖南在近代中國社會地位的變化，促進了湖南人才的迅速增長。自古以來，各統治者都將北方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繁榮的中心，而地處長江以南的內陸省份湖南則開發較晚，掉隊落伍。但到明清之際，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外來文化的滲透，皆影響著中國社會，東南聞風而變，北方的中心地位開始動搖，特別是經濟和文化思想方麵，南方地位舉足輕重，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湖南是東南沿海與北方往來的必經之地，也是新舊兩種勢力和文化思想爭奪的中間地區。湖湘人由此分析比較，擇優除劣，除舊更新。他們漸漸地走出省門，北上東下，向全國發展。湖南人才的產生和增長，亦源於此。
時勢造英雄。湖南激烈的戰爭，好比一座大熔爐、大學校，鍛煉了湖南人，教育了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