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倫曾經與餘秋雨笑談：你們上海文壇聖者巴老，是我們四川老鄉。還有，黃浦外灘的上海市長巨大塑像，也是我們四川人陳毅啊！共和國十大元老，四位說川話。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眾所周知，大畫家張大千是四川人。但世人罕知，還有一位四川人陳子莊是“凡·高”式的大畫家。他生前受盡政治運動折磨，窮困潦倒，淪為街頭苦力，死後才被國內外畫壇發現其作品的巨大價值。
魏明倫如斯評價李宗吾：“還有一位四川自貢人，幸好隻活到花甲之歲得以善終，如果活到古稀之年必定慘死！此人便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他佯狂創建‘厚黑學’，戲言與儒教孔子、道教老子、佛教釋迦牟尼並列。其憤世嫉俗的揭露批判影響，以下個世紀仍有生命力。不僅傳播全國，還覆蓋海外華人社會。”看來四川不僅多才，而且盛產怪才；四川不僅本地產才，還能大大地吸引外地的文人。
四、巴蜀大比拚
如果說蜀文化是“盆地文化”，那麼巴文化則是典型的“山地文化”。過去人們認識上有一個誤區，將巴蜀文化混為一談，其實巴文化和蜀文化是有明顯差別的。
在重慶和成都都屬四川省兩大重要都市時，世界上很少有兩座城市像這兩大城市那樣，給我們呈現出如此奇特的麵貌：它們同屬一個地域，同是一個行政區域僅有的兩大城市，相隔也不過幾百公裏，但兩座城市的脾氣血性卻是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說氣候，重慶濕熱難耐成都涼爽宜人；說地形，重慶山重路不平，成都一馬平川；說人的性格，重慶人火爆耿直，成都人細致綿軟；就連飲茶也相反，重慶人喝的是濃烈苦澀的沱茶，成都人卻喜歡喝芬芳襲人的花茶。蜀地的成都人和巴國的重慶人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比和較勁。盛產高人奇士的成都人和廣出英雄豪傑的重慶人也很愛把自己與對方作對比。
相隔不過數百公裏，乘飛機隻要半個多小時，巴渝重慶和西蜀成都兩地的文化差異卻如此之大。自古以來，“巴出將，蜀出相”。巴出雄傑，蜀育英才。巴人武至元戎，蜀人文達魁首。成都從來文人薈萃而鮮見武勇之人，這一點與近旁不遠的重慶大相徑庭。位於川東山地、兩江交彙之處的重慶，原為古代巴國的首府，其文化傳承來自於山民、碼頭而至袍哥，從來就尚武勇而輕文柔，從古巴國蔓子將軍、三國時巴郡守將嚴顏、明末巾幗秦良玉、辛亥革命時的鄒容，到共和國十大元帥中四位（朱德、陳毅、聶榮臻、劉伯承），還有四位（彭德懷、林彪、羅榮桓、賀龍）的出生地在湖北、湖南，而古時候這些地方也屬於巴國範疇。
古文獻（《華陽國誌》等）說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精敏輕疾”，“其民柔弱”，“民知禮遜”，“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重利輕義”，“民風尚奢”，“性輕揚，喜虛稱”，“少愁苦，尚奢侈”，“器小而易滿”；巴人則“質直好義”、“土風敦厚”、“俗素樸”、“重遲魯純”、“民刁俗敞”，“無造次辨麗之氣”、“性推誠而不飾”。
重慶人膽大、心直、外向，多些叛逆的江湖氣而少些規矩和儒雅。成都人聰慧、靈活、內斂，多些守成的市井味而欠些率真和膽識。記得文革前期搞武鬥盛行時，四川全境都不得安寧。不過那時，成都的雷聲大雨點小，唯重慶玩的是真刀真槍。在重慶的武鬥前線，從不見來自成都的雅士；而在成都的武鬥戰場上，衝鋒陷陣者卻多是重慶來的好戰者們。
成都自古得天獨厚，幾無旱澇天災。此地商事發達，四麵八方的民眾皆以能到成都居住養老而滿足。曆史上成都也七次遭外省人割據而擁（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和張獻忠）。無論風雲如何變幻，成都始終是一個十足的“安樂窩”，成都人總是淡定自若“穩得起”。今天的成都人自嘲是：“吃點麻辣燙，打點小麻將，喝點蓋碗茶，看點Y（成都俗語，“Y”即劣質）錄像”。秦漢時關中人說“少不入川”，就是怕年輕人來此地會消磨人生的鬥誌，銷蝕奮進的銳氣。
重慶與成都相反，大山起伏、兩江環抱。在重慶建一公裏路的成本在成都是可建七公裏。在以往那些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裏，重慶人一直在掙紮中生存。苦是苦些，卻不乏昂揚鬥誌，與山鬥，與水鬥，也就是鬥出了重慶人今天特有的剛毅。元代的重慶人在釣魚城抵抗元軍達三十六年而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