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成都人絕少外出發展。在四川以外的地方，人們碰到的成都人，十之有九是出來遊玩的閑雲野鶴，而絕少是到外埠創業發展的。據說全國部分城市作過調查，成都人的“本地化率”（祖輩久居成都而不外遷者所占總人口之比例）在全國城市中為最高，並遙遙領先。
再如，成都人安於舒適而不重速度。“在重慶建一公裏路的成本在成都可以建七公裏路”所產生的負麵結果使成都人太有優越感，成都人的速度感和品質觀也就由之而弱化。而在“涅”艱境中圖謀新生的重慶，正以咄咄之勢重新崛起。在不久前的一次全國餐飲百強選拔中，重慶那從川菜中剝離出來的“渝菜”餐館竟以八比三的戰績大勝川菜，這似乎成了警醒成都人的一個不容輕視的訊號。
固然，成都也需要創造和保持她自有的特點。以商業、旅遊、會展、餐飲、房產、傳媒等第三產業為主的成都，其實可以創造一種更符合未來人性化城市生存和經營的模式。成都就是成都，成都就應該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成都。成都將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保持她的獨特的魅力。
未來的成都或許是迅速崛起的一個特大型城市獨居於西部諸城之首；或許與重慶兼收並蓄、並駕齊驅，共同組成長江上遊經濟區；或者創造特點，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最適合移民居住的生態型城市；或者蓬門大開，成為中國中西部一個不可替代的國際大都會。
三、自古文人多入蜀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語沿自“自古詞人多入蜀”。四川一直就是我國的文化盛地。三國時期，諸葛亮“兩表”耀千秋；唐代的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等大批文人雲集於此；宋代，蘇洵、蘇轍、蘇軾一門三父子；現代的文學泰鬥巴金、大文豪郭沫若均出自於此。
成都地區自古以來物華天寶，地靈人傑。成都人卻從來崇文不尚勇，此地多出也似乎隻出詩人、文人、高士或學者。因為過於重文，這個少有的曆代古都竟沒有多少帝王之氣，隻是在街名地名中還依稀可以感到昔日皇城的存在。就連成都唯一的名山青城山，也是以“幽深”而不是以“雄奇”著稱於天下。
古往今來，在成都休養生息和揮灑詩文的傑出文人“彬彬輩出”。成都人物的曆史長廊，幾乎全都由文人占據。從屈原、宋玉開始到李白、杜甫、蘇軾、陳子昂、白居易、陸遊……自古文人多入蜀。“初唐四傑”中的王勃、盧照鄰，唐代著名邊塞詩人高適和岑參，畫聖吳道子，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唯物主義詩人劉禹錫，著名大詩人元稹、李商隱，宋代的蘇東坡、黃庭堅、陸遊、範成大等等，都曾在成都遊曆和定居，並且都留下過許多留芳百世的華美詩文。其中，杜甫在四川期間曾寫詩四百餘首，有多半作於成都的草堂。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中說：“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成都人司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個最著名的文學家，漢武帝在讀其《子虛賦》後竟驚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他與才女卓文君的愛情故事也廣為傳誦。成都人揚雄是西漢末期人，乃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晉時有著名史學家、文學家陳壽，著有《三國誌》為前四史之一；唐代大詩人李白詩名千古傳揚；宋代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同時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著名女詩人薛濤也是成都當地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十分著名的“兩表”諸葛亮的《出師表》和李密的《陳情表》都寫於蜀中。
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許多漢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其在成都城南修建了一所郡學，稱為“文學精舍講座”，以石為室，號稱“石室”，這就是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學的前身。史家評論說：“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蜀漢王朝丞相諸葛亮，還有南宋時大史學家李燾（《續資治通鑒》），明代的大才子、多產作家楊慎（號升庵）有各種著述四百餘種，比西方著名的多產作家巴爾紮克還多三倍。在“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這麼多文人齊聚遠離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成都，實在令人稱奇。還有，現代文學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蕪，當代文壇怪傑魏明倫、流沙河也都是成都人或川西蜀地人。這些名流大家足以為四川增色。成都在文化上有如一個“國中之國”。
但若問四川有沒有大思想家、大理論家，他們會默默不語的。齊魯文化有大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儒家學說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中原文化有道家鼻祖老子、莊子和儒學大師程頤、程顥；江浙文化有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儒學大師和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湖湘文化有以王夫之、曾國藩為代表的思想家。而四川的大思想家在哪裏呢？
鄧小平被譽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建設的總設計師，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實幹家的成分要多於理論家的成分。鄧小平從實踐中、實於中總結出理論，理論的精髓就是務實、實幹。翻開《鄧小平文選》，沒有鴻篇大論，也無華麗的詞藻。《鄧小平文選》基本上是談話紀要，全書用平實的語言，闡述深刻的道理。鄧小平認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深奧難懂，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而最難體現鄧小平務實精神的是他的“一國兩製”的偉大構想。隨著香港和澳門的相繼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先後成立，經過幾年來順利運行，保證了香港和澳門的繁榮和穩定。實踐證明，鄧小平“一國兩製”的大膽構想是鄧小平高瞻運矚，審時度勢而提出的，它為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找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