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中國國內已經呆不下去了，一個算命的給我指了路：隻能遠走高飛。如何“遠”？答曰：國外。我未必相信算命這種事，我是什麼都不信的，再說，那算命的說法也十分可笑，算命怎能算到國外？但是當時我窮途末路，由不得我張狂。當我在虹橋機場登上飛往日本的飛機時，油然想到之前看過的一個電影名：《勝利大逃亡》。
最初我去的並不是日本，而是西方。對中國人來說，西方才是理想的選擇，哪怕是準西方的澳大利亞、新西蘭。有人去俄羅斯、東歐，甚至是塞班、南美，目的也在於能夠輾轉去西方。去日本前，我已經拿到了澳大利亞簽證，但是經濟上無法承受，改去了日本。
對日本，中國人也並不陌生的，通往日本的路也曾一度出現在我麵前，那是因為我的女友。我的女友的外祖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的，她的外祖父身上，就滿是日本男人的惡習，她很小的時候，外婆就教她唱日本童謠。但是我對日本毫無感覺，那個彈丸島國，那個“小日本”，我潛意識裏不怎麼看得起。雖然關於它的經濟成就已經塞滿了耳朵，但我是個沒有經濟腦袋的人，甚至，有個反經濟的腦袋，我厭惡金錢，而在我心目中，日本的“好”，無非是銅臭之“好”。這種“好”，越是好我越蔑視。
當然還有曆史的記憶。雖然我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我也沒有見到從日本回來的我女友的祖父母，但是我很知道日本人。但是最終我卻去了日本。原因就因為它容易去，明白地說，赴日留學費用便宜，借高利貸，我還借得起。還是因為錢！我不知道那個算命先生說的“國外”，是不是指日本，像我這種人，命中注定隻能去日本。隨後女友也來了，一呆就是五六年。最初是失重的，那種沒有“根”的失重。本來，我這人也並不是很有“根”的意識，何以竟會在乎“根”了？我變得非常喜歡中國的東西，最“中國”的，無疑是那些傳統的，所以我讓國內的父母寄來中國傳統音樂，整天塞在耳朵裏聽。一次在一個公共廁所，抬頭看到牆上，不知誰拿水筆寫的兩行中文詩“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幾乎潸然淚下了。本來，我也很反抗在國內時被灌輸的思想的，但在日本，每到不如意，也會想到這是“日本鬼子”對我的欺壓。那時候我，應該還有許多從中國去的留學生，最喜歡唱的歌曲之一是“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來到”。
在聯歡會上，我們衝著日本老師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唱的是中文，日本人聽不懂，還傻嗬嗬鼓掌，我們很得意。我甚至忘記了我是為什麼出來的，當跟日本人發生衝突時，我會想：在國內，對我最壞的領導也沒有這樣對我。有一次，我甚至專門借了《紅高粱》的片子，拿到學校去，在我上課的教室隔壁放，把聲音開得很大聲，企圖激怒老師。不料老師卻沒發火，反而讓我把片子拿過去放。當放到裏麵日本兵說話時，老師笑了，同學們笑了，中國來的同學也笑了，就連我，也覺得那些“日本話”不是日本話。
奇怪，在國內看時，怎麼覺得它很“日本”呢？其實，當時我一方麵在抵抗著日本，另一方麵，已經開始淪陷。我已經能說比《紅高粱》裏的中國演員地道的日本話了，漸漸的，見到一個物件，我頭腦裏閃現出的是日語單詞，以至於許多年後回國，竟然無法順當地想起中文詞了。過去，我對日語很是嗤之以鼻的，什麼破語言，羅裏羅嗦，拉裏拉雜，七拚八湊，參差不齊，這下，反覺得那是一種優點了。但我已經離開了日本。但回頭想想，我在日本時，某種程度上說從沒有覺得自己多麼適應日本，自己多麼喜歡這個國家。難道說是因為離開了日本，才逼出了懷念？就好像當初因為離開了中國，才逼出了愛國一樣。這麼說，我的這種感覺也是靠不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