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占領軍，那美國士兵也許並無閑情去研究日本文化，他隻是以己推人，從自己民族心理出發，覺得打屁股是極大的懲罰。確實，在西方早就有鞭笞的傳統，英國詩人斯賓文在《弗蘭克·芬，一個民謠》裏，就有描寫。在法國，盧梭也曾因冒犯貴族而遭到貴族的仆人的公開鞭打。在俄羅斯，《靜靜的頓河》裏多次寫到了哥薩克的鞭笞行為：布爾什維克在頓河失勢後，一些曾經與布爾什維克有過親密接觸的哥薩克，遭到了公開的鞭笞。他們挨個被按倒在條凳上，脫掉褲子，兩手反綁，懲罰者一個騎在他們的身上，兩個一左一右，用柳條抽打他們的屁股，一連打折了幾個柳條，有的挨打者還被打出屎來。
在高爾基的《我的大學》裏，也詳細記述了薩沙和我遭受外祖父鞭打的情景：“薩沙站起來，解開褲子，脫到膝蓋，彎著腰，兩手提著褲子，磕磕絆絆地向板凳走去……隻見薩沙乖乖地在長凳上趴下，萬卡把他胳肢窩捆到凳上，再用一條寬毛巾綁住他的脖子，然後俯下身子，用兩隻黑漆漆的手緊緊抓住薩沙的腳脖子……這一次樹條一落下，光身子頓時就像被火烙了似的鼓脹起一條紅鮮鮮的道道，表哥放聲哀號起來。”德國也一樣，尼采那句“要去見女人嗎？請帶上你的鞭子！”已經天下聞名。甚至到了現代社會，這種情形仍在繼續，1940年被送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人維斯拉夫·基拉爾，在回憶錄中就寫到了集中營裏的鞭打情景。
不僅勝者打敗者，上級打下級，長輩打晚輩，還有丈夫打老婆。在歐洲許多地區，這種行為也曾習以為常。受傳統觀念影響，女人們也樂於接受丈夫的鞭打。在俄羅斯，女人們認為要成為幸福的妻子和健康的母親，鞭打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不被丈夫鞭打的女人會認為丈夫不喜歡她。有的地方還把鞭打與生育聯係起來，比如羅馬的牧神節，已婚婦女和姑娘脫光衣服奔跑，後麵有人用狗皮鞭抽打她們的臀部，據說這樣才能保證生育力強，容易生孩子。在歐洲的某些地區，萬聖節前夕，女人和侍女乃至家裏的雌性動物，都要裸露她們的私處讓男人鞭打，也是為了增強生育能力。這種能力，是男人通過鞭子給予的，男人通過給予，也顯示了自己的尊嚴和力量。
在那個“打羊”的執行者、美國占領軍的祖國，臀鞭也曾經十分流行，比如對黑奴的鞭打。當然這不僅針對黑奴，黑奴以外的人也會遭受到。海明威就回憶自己曾經遭受過鞭打的懲罰。無疑，無論哪個階級，哪個國家，這種懲罰都是極大的傷害，當然也包括在日本了。
隻不過，日本習慣上用的是杖。這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發明。據說日本的拷打是起源於中國。唐以後，日本就取法唐律，也包括拷打製度。《唐律》雲“拷囚不得過三度”，日本《法曹至要抄》也規定：“拷囚不得過三度，杖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中國人是很信仰“板子頭上出狀元”的，“治家猶如治國”，安徽《仙源東溪項氏族譜》卷一《祠規引》中說：“家之有規猶如國之有典也，國有典則賞罰以飭臣民，家有規寓勸懲以訓弟子，其事殊，其理一也。”於是笞杖也成了官府不可缺少的審判手段。笞杖是有一套程式的：判決、趴伏、去衣、責打、記數、止杖。
在這程式和規矩中，被杖者唯有服從、承受；而杖者可以隨心所欲，無論是打還是不打了，打是體現我的權力，不打也是體現我的權力。當然這有權力者，不是打手，而是掌握權力的統治者。打手隻是被借用的手而已，不要弄錯了，一旦打手亂用自己的權力，“恨棒打人”，也有可能被打，隻能悄然弄些手腳。可見在杖笞中是等級森嚴的，於是官才成為官，民才成為民，打手才成為打手。《醒世姻緣傳》裏的晁源老父就很明白這道理，做官了，“從此以後，再要出去坐了明轎，四抬四綽的軒昂，在衙門裏上了公座，說聲打，人就躺在地下，說聲罰，人就照數送將入來。”於是即使是草寇造反者李逵，闖進衙門過官癮，也首先想到將告狀者笞杖一頓。
憑實論，笞杖在刑罰中，對肉體上的傷害是比較輕的，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羞辱。受笞杖者一定要俯身（這是靈長類動物可恥的姿勢）表示臣服。此時的你，頭朝下，手腳反向著地，完全喪失了防衛的能力，看不見攻擊的方向，連躲閃也不可能及時，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給對方了。而棍棒打的又是臀部，這是人體敏感的部位，能激起你的羞恥，有時還被剝去褲子。這一點作為學生的日本人也深得要義的。《明律譯義》曰：“笞者，恥也，乃使人受辱，是為懲戒而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