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民族，總是讓人感覺奇怪：文雅卻又暴躁；賞花落淚卻又殺人不眨眼；隨處小便可以諒解，隨地吐痰必須禁止；甚至，中國人還可以追溯到當年的殺人、放火、強奸，卻又看不得鴨子受傷。這是一個價值取向上最“二律背反”的民族。究其原因，就在於看重了什麼，怎麼“看”，同樣一個事物，這樣看，那樣看，是不一樣的。中國也有一句話說，“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為了日本崛起，舉國共力奮鬥，那麼侵略殺人隻要有利於國家，就被“看”成是英雄行為；現在向文明“看”齊了，當然不能殘殺鴨子。但是要說文明，應該什麼都不能殘殺的，但為什麼還可以吃其他動物呢？而且日本人還是生吃。即使是再文明的人，不也得吃食嗎？即使隻吃素食，植物就不是生靈嗎？這樣，就沒法活了，“水至清則無魚”，人類就不存在了。人類不存在，一切也就無以附麗了，包括人類文化。
其實，所謂人類文化，就是一個“看”字，把自己看重的東西加以發揚光大。比如把某些動物“看”成了“保護動物”，就不去食殺之，其他的則可以食殺；而同樣是控製，飼養寵物就被看作是“愛心”。這是披著文化袍子演出的喜劇。假如不作這樣的區分，同樣是食肉，吃雞肉、鴨肉跟吃人肉有什麼區別？同樣是肉體，進入別的女性身體，跟進入自己母親、姐妹、女兒的身體有什麼區別？這是我小說《我愛我媽》中主人公的觀點，當然不是我的觀點。但備受謾罵，是因為把小說中人物的觀點當作作者的觀點，這樣的人，是不配讀小說的。小說家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困惑。也許最初還覺得他可以闡釋世界，比如列夫·托爾斯泰，但後來發現做不到。從困惑始，至困惑終，這就是寫作。小說家不像哲學家，小說家無法圓滿弄清世界，也恰因此，小說才比哲學著作更能保留世界的本相。
至於日本人為何不吃鴨子，我想，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吃鴨子。這等於沒有回答，但也許是最恰當的回答。
曾經，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編輯跟我商量，能否把太宰治的《人間失格》翻譯成中文。其實《人間失格》已經有中文翻譯版本了，他們覺得翻譯得不地道，又覺得我的寫作風格跟太宰治很像，所以找到了我。關於後一點，他們的考慮是對的，翻譯某種意義上說是再寫作，但並不是說你隨便再寫一個作品，而是要寫出跟所要翻譯的原作精神上契合的作品。這很難。所以當初，我看魯迅翻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覺得非魯迅還真翻譯不出那準確味道來。這是最高境界的準確，那種隻知道在字詞句上亦步亦趨的，甚至一手拿著字典翻譯的，用葉廷芳先生的話說，簡直是笑話，應當堅決杜絕。
至於前一點，恰是我不敢翻譯的原因。翻譯難，翻譯好更難，翻譯日文，簡直難上加難。我說過，日語是很曖昧的，作為中國人，最初往往不能理解。並不是說不能聽懂他們講什麼，而是不能準確領會那語言背後的意思。每個詞都聽懂了，整個句子也明白了，但是其實並沒有明白他們的意思。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在日本簽證。戰戰兢兢準備了簽證材料，包括所在學校的出勤率證明，考試成績，經濟擔保人材料，一大摞夾著，去了入國管理局。那裏有好多人，蝗蟲一樣，大多是中國人。不料百密一疏，仍然出了皮肉。那個簽證官在我的護照上敲下一章，丟了回來。在我之前，就有幾次中國護照被這樣丟出來的，丟垃圾一樣，中國那褐色護照，跟其他國家的不同，一看就看得出來。單那色彩，就很泥土，好像特地要告訴人們：我們是黃種人，我們是土人。那簽證官還嘟囔了句什麼，我沒聽清，再問，聽明白了，對方是說你能否弄清楚某些東西。既然是“能否”，我能，就連忙點頭說可以，要開始說明。對方卻不聽我的，仍然說了那一句，用的仍然是委婉的商量語氣。我仍然試圖說明，對方火了，又瞧了瞧我，大概明白了，我是中國人，並不能聽明白，索性明確吐出一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