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和一個友人去辦事，讓他在某個地方等，我開車接他。
車轉了好幾圈，也沒有找到他，原來他躲在我不容易看到的地方。他以為他會看到我，可是不見一輛日本車開過來。敢情他斷定我一定是開日本車了。
“咦，你從日本回來，這麼喜歡日本，怎麼不買日本車？”他奇怪道。這純粹是一種想當然。
“哦，別克車是比日本車結實！”他又說。又是想當然。人類不可能窮盡任何經驗，所以常常隻能想當然。
為什麼不開日本車？倒不是坊間所說的害怕日本車不結實，我沒那麼保命，隻是因為其好看，所謂“你要的都擺給你看”。日本的東西總是很漂亮的，包括文學藝術。從文學藝術角度，這是好的，“美”不等於道德，甚至可以不道德。但是生活不是藝術，我一直認為必須有“雙重標準”。雖然我很有點“唯美”乃至“臭美”，但是對漂亮的東西，也總懷有警惕。比如日本人說我好話，我總將信將疑，甚至於不信，免得可笑了，甚至吃虧。當然也並非是對方陰險，我當年的一個日本人老師，我在他手下時，他是很嚴格的；到了我不在他手下了，他的話就悅耳多了。我知道並不是我改好了，而是我們沒有利害關係了。過去是師生，學生不努力，老師就跟著倒黴。
既然我們已不再是師生，我的缺點跟他就沒多少關係了。
日本人說話，總是讓人舒服。哪怕是在民族問題、戰爭問題上，其實也並非都是難聽的話，有的甚至很讓人受用的。比如我們認為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日本人也很承認的。其實，“同文同種”原來就是日本人提出來的。當年，日本軍部就竭力鼓吹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日本人是如此喜歡跟中國攀親，之“愛中國”，不僅是我之不能比，現在的“愛國憤青”，恐怕也就那程度。比如愛古代中國而棄認現代中國，現在許多人喜歡緬懷強漢盛唐，日本人也一樣。日本人甚至更徹底，我們津津樂道“康乾盛世”，他們卻隻把明朝以前的中國看作文明的正宗，貶低滿清的“辮發胡服”。有個學者叫本田四明的，曾經問中國船員，滿清的廟堂音樂與古先王之樂有何差異？中國船員道，“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並引朱熹作證。本田四明反唇道：“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禮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嚐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典以新製清樂邪？”中國船員仍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製未之有也。”本田四明仍說：“貴邦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製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
在日本人看來，滿族人入主中原，中國已榮光喪盡。據說，乾隆年間，一個叫關齡修的日本人，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和東坡巾向中國人顯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還故意問中國人說，你們那裏一定也有這樣的服裝吧？
現在中國人和日本人打交道，也會遇到這種情況。所以很多人感慨：日本保存的中國文化比中國還多。
日本人甚至愛惜“中國”這個稱謂。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隻能寫“大清國”。中國代表力爭：“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隻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雙方陷入僵局。後來還是李鴻章親自出麵，達成了協議：漢文的條約內寫“中國”“日本”，和文的條約內寫“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的漢文本裏，仍然用“大清”，不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