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心論，代助不該陷入這樣的困境，他已經犧牲過了。再說，三千代跟平岡既不幸福，他把三千代拉過來，又有何罪？他並不是利己主義者。夏目漱石曾經小心翼翼地將“自我本位”跟“利己主義”作了區分，利己主義是不考慮別人的，隻為自己打算，為滿足私欲不惜侵害別人；“自我本位”則不同，它雖然不是背離“自我”一味服從別人，但也不是損人利己的“自我”擴張，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夏目漱石企圖做到不偏不倚。他甚至還曾試圖將之跟儒家思想融合起來，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發表了演講《我的個人主義》。可是他無法擺脫危機。
在另一部小說《門》裏，男女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很是恩愛，但他們的結合是以好友安井的痛苦為代價的。他們於是一直生活在負疚中，“生活裏似乎有個幽靈時時徘徊，給兩個人的精神帶來壓抑”，連阿米幾次生育未成都被認為是對他們的懲罰。為了尋求解脫，宗助去參禪，卻也是無功而返。
為什麼無功而返？是因為自己要揪著自己的頭發企圖飛起來。對代助來說，他陷入他的社會關係中，無法逃脫；對宗助來說，他還麵臨著內心的審判。如果說寫《從此以後》時，夏目漱石還隻是關注社會環境，那麼到寫《門》的時候，夏目漱石已經陷在了和宗助一樣的境地了，自己都不能解脫自己。到了寫《心》，“自我本位”簡直完全破產。
在《心》的初版的封麵上，印著一段中文，那是荀子《解蔽篇》裏的話：“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夏目漱石說：“我向希望認清自己心靈的人們推薦這部已經認清了人的心靈的作品。”認清了什麼？認清了人心的不可靠，人心之“惡”。這在波德萊爾、王爾德那裏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夏目漱石這裏有問題，因為他是日本人。明白地說，他還牽掛著美好之“心”，他還希望“解蔽”“惡”之“心”。現在我們明白夏目漱石為什麼要小心翼翼將“自我本位”跟利己主義區分開了，他無論如何跨不過這個坎，這是祖宗給他的坎。傳統是多麼理想啊，要丟掉傳統多麼不容易。敢情不能讓列車跑得太瘋狂，固然出於理性，但是歸根結底是困於傳統。要不然，他可以像後來的魯迅那樣決絕。他希望像荀子那樣“解蔽”，但又生活在現代，就隻能比荀子更悲觀了。他管不住這顆心，就像成龍說的，中國人還得被管。成龍說的是中國人，日本人也一樣，還得管管的好。
3
誰來管？“天”來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則天去私”。“私”就是我。
什麼是“天”？
夏目漱石本人沒有作出具體闡釋，後來學者們也各有各的詮釋，至今沒有個定論。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漢學底子，我們不妨從中國的“天”裏尋找答案。
中國人的“天”，是個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羅萬象，可以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義理之天”、“命運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國人所生活並且思考的天地，中國人觀念中是沒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與我無關，所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所以，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沒有六天創世的上帝，也沒有救贖人類的神人耶穌，更沒有超越人世的天堂，隻有這載滿幸福和苦難的天下人間。當然中國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隨著殷周時的上帝的遠去，“主宰之天”已漸漸泯滅了。
“自然之天”就是對天道、對宇宙法則的猜想和尋求。但這種猜想和尋求，並沒有將客觀世界對象化，並沒有發展到對其認知，而隻是把自己跟客觀世界混在一起。於是儒家從孟子開始，就走上了盡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這樣，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濃重的社會人倫色彩了。天意人心合為一體，相互發明，這就形成了“義理之天”。這“義理之天”也到了日本，《從此以後》裏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與“義理”關係的問題。小說家武者小路實篤說：“漱石先生在《從此以後》中表現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違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內心得不到安慰；違背了社會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質性的安慰。人必須服從自然的命令，可違背社會規範卻又隻會滅亡。於是，很多情況下，服從自然便遭受社會的迫害，造成外傷；服從社會又會遭受自然的懲罰，造成內傷。人究竟怎樣活著才好？”
於是隻剩下了“命運之天”了，相信潛藏著一種難於參透又不可抗拒的法則，“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謂命運，隻有信時才有，信什麼就是什麼。那時代的日本人信什麼呢？我們同樣看夏目漱石作品，《三四郎》裏有一段對話：“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說道。三四郎沒什麼可答的，隻是表示同意地“噯”了一聲，笑笑。“我們都很可憐啊。”於是，這個長著胡子的男人說：“這副長相，這麼無用，即使日俄戰爭打贏了上升為一流強國，也是無濟於事的。”
“不過，將來日本也會漸漸發展吧。”三四郎辯解道。
於是男子裝模作樣地說：“將會亡國呢。”
在歐化過程中，日本出現了一些很傷民族自尊心的論調，比如“日本沒有曆史”等等。當時文部大臣森有禮甚至還提出讓日本人跟西洋人通婚，來改善日本人的人種。這種自慚形穢的心理，夏目漱石不能說沒有。實際上，夏目漱石在英國的不適應，就是他骨子裏的民族尊嚴受到了挑戰。他於是最終把原先信奉的英國文學是世界的，降為英國文學是跟日本文學一樣的“地方文學”。他認為：“我們日本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自然不可能和英國人完全一樣地欣賞英國文學，這固然有令人遺憾的一麵，但也未必全是壞事。因為如此一來，“我們日本人”反倒可以不受英國這一地方性的、曆史性的趣味的束縛，而有可能從另外的角度評價英國文學。所以日本人在研究英國文學時，完全沒有必要感到比英國人矮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