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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國錢幣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國罵”一樣，看錢幣上的圖案，往往可以了解該國。紙鈔上的人物，還往往是該國的象征。日元紙幣有三種麵額，一萬、五千、一千，上麵的人物分別是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澤諭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脫亞論》的作者，某種意義上說，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還在走的道路。新渡戶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寫過《武士道》，對日本的現代化也功不可沒。夏目當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學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兩個那樣氣宇軒昂，有點陰晦，這樣的人怎麼能帶領一個民族走向勝利？確實，他的作品就不如《脫亞論》和《武士道》那樣激動人心，甚至有點頹廢。
當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紙鈔，總會想，是否就因為這樣，所以夏目漱石的頭像隻能放在麵額最小的紙鈔上？這種推斷不是沒有道理，最重量級的福澤諭吉，不就放在了麵額最大的一萬元上？後來發行新版了，福澤諭吉仍然穩坐一萬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頭像卻不見了。當然仍然有一個作家被選上，女作家樋口一葉，而且還升到了五千元麵額裏。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學成就明顯遜色，跟新版紙鈔上的其他兩個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澤諭吉自不必說，野口英世是日本現代細菌學創始人。對此財務省說：“我們從來都是以政治家為中心的，在貨幣上更是如此，但如果從更廣泛的領域去考慮，科學、文學、男女平等對我們同樣重要。”但從這話也可以聽出，文學一直被認為不如政治重要。
對財務省乃至整個政府來說，文學確實是不能勝任大使命的。中國的韓非還將文人視為“蠹”，未必沒有道理。以夏目漱石為例，他憤世嫉俗，悲觀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貓》借一隻貓的眼睛看人間，在“貓公”眼裏，這個世界簡直莫名其妙。“本來應該有毛的那張臉，卻是光滑的。”如果按人類的常態標準，敢情臉上有毛的貓則應該是“正常的人類”，而與之相對立的人，卻是非人的“動物”。在這部小說裏，從知識分子珍野苦沙彌到他的一個個朋友，到資產者金田，沒有一個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憤了，所以被稱作“憤怒的漱石”。
更匪夷所思的是，這居然是發生在明治時代。說到明治，我們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維新”。普遍認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強，關鍵就是因為有了“明治維新”。這是中國人羨慕都羨慕不過來的，相比中國也曾發生的現代化變革運動，“洋務運動”則以失敗告終。中日兩國的前途從此大不相同了。對明治時代，有太多的讚譽，諸如“開化的時代”、“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時代”，可是夏目漱石卻對這個時代沒有一點好感。學者平田佑弘說，夏目漱石對他所處的時代“充滿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裏，那時代簡直一團糟。
從夏目的語境抽離出來看《我是貓》裏的人物，金田是什麼人？正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家（現在中國還要吸收這些人入黨呢），很難想象沒有金田這樣的人，日本現代化會有什麼基礎。珍野苦沙彌呢？則是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他會英語，雖然英語沒有掌握好，但畢竟是有了“與國際接軌”的努力。其他知識分子，迷亭，連挑剔的“貓公”也承認是有才華的，雖然喜歡賣弄，但這難道不隻是次要毛病？越前東風會寫新詩，水島寒月是研究“吊頸的力學”的，業餘還會寫詩劇。雖然他們都有問題，但是對現代化大業來說，他們身上的優點還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卻是把眼睛盯在陰暗處，冷嘲熱諷。當時，日本政府為了彰顯自己文明開化的功德，建造了豪華的鹿鳴館，舉國歡呼，夏目漱石卻嘲諷說：這就像“一個不會吸煙的孩子，卻吸著香煙並裝出一副很過癮的樣子給人看。”
我們似乎讀出來了，夏目所以不認可，是因為那個關鍵詞——“裝”，是因為外在，因為表麵。在《我是貓》裏，“貓公”也諷刺日本女人穿晚禮服。在西方，晚禮服隻是在參加重要場合時穿，隻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卻不分時間、不分場合都穿。“現在不是正有人穿著別別扭扭的晚禮服耀武揚威地跨進了帝國飯店了嗎？若問是何道理，倒也簡單：無非是西洋人穿，他們也便穿穿罷了。大概認為西洋人優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覺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麼運動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遊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間避暑，聊以餐露飲露吧……這是近來西方傳染到神國日本的一種疾病。”
“運動”，這個詞我們曾經再熟悉不過了。在《我是貓》第七章一開頭，貓公就鄭重宣布：“咱家近來開始運動了。”竹內好說：“在歐洲，不僅物質運動，精神也運動。”可是在明治時代，精神並沒有運動，隻是表麵上、軀殼上運動而已。甚至連物質、軀殼也沒有運動起來。島崎藤村《破戒》裏就寫到當時的“部落問題”，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級製度，開創了“四民平等”的時代，頒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視的“部落民”，將他們置於平民同等的地位，但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視，被稱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沒有采取實際措施保障他們的居住、職業、入學、社交和婚姻等權益，過去他們祖祖輩輩從事的特有的職業，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業，也被政府扶植起來的產業資本家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