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這也許也是現代化必需的一個過程，可以逼著產業優化，總體上是應該的。“運動”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運動至今就還有深遠的影響。而且事實證明，明治維新的影響確是深遠的，這是一場可持續的繁榮，我想當時一定有足夠的數據來支持，他們也有類似於我們國家統計局這樣的機構，算出博士畢業平均年收入已達到了八萬人民幣之多，並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這些事實和數據麵前頑固地閉上了眼睛。作家就是這樣不講道理。政治家可以隻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卻必須看到細節，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裏。經濟學家可以用數據證明得確確鑿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隻是憑直覺。這直覺甚至是過度的敏感，用學者渡邊京二的話說，夏目漱石感覺“自己隻是被裹挾著向前走去”，他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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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個觀點，自然科學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學是向後看的。自然科學總是說：我能夠超出“人”多遠？人文科學卻反問：我已經離“人”多遠？但是人文科學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後看，而文學是絕對要向後看的，不向後看，文學就難以為繼了，文學是社會的反動。
有意思的是，被稱為“中國的夏目漱石”的魯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樣，對他所處的時代無論如何不滿，他也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看成一團糟。這未必是事實，前期“五四”，自不待言；後期，中國現代化已經起步，1927年至1937年，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收回關稅自主權，統一煙酒鹽政，大辦交通建設，建立完整銀行體係，開礦興業，支持國貨，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達到了100%。上海更是成為國際都市，甚至還有了股市交易製度。在文化上，這十年也幾乎是中國報刊最自由蓬勃發展的時期，各種思潮湧現，恰因為這樣，魯迅才能發出不滿的聲音。但這在魯迅作品裏是難以看到的，魯迅像一個頑固不化的偏執症患者，堅持隻看到黑屋子。固然，這裏有魯迅對人生的徹底絕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論》裏，一個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來祝賀。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會當官的，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會發財的，這些全是未必能實現的謊言，唯一能實現的就是這孩子將來必定會死。但是將來一定會死，不等於現在不要活。要真的絕望，連這篇叫《立論》的文章也不要去寫了，因此作家隻能退而求其次，換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但在長期處在專製製度下的國家裏，反抗是要以獨立作為基礎的。集體反抗很容易被誤導，被利用，從而喪失了自我，所以個人立場十分重要，拒絕“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張“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來源是西方的個人主義，長期處在東方專製主義製度下的日本，本來並沒有什麼自我意識，要向現代轉型，自我意識是必不可少的。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性之一，就是個體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生成。自我，是個體以及整個群體走向強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澤諭吉就斬釘截鐵地說：“個人可以獨立，一家可以獨立，國家也就可以獨立。”
這在思想家福澤諭吉那裏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文學家夏目漱石那裏卻出現了問題。這是因為福澤諭吉的目的是通過個人獨立，達到國家強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個人，這是唯獨立是獨立，是徹底的個人獨立。西方自我的覺醒，從“文藝複興”以來已有幾百年了，是一個自然覺醒的過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識到日本開化是表麵文章一樣，他意識到的西方的開化是內發的，日本隻是外發的。內發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經有了足夠合適的條件讓它轉變，它也有了足夠合適的機製去矯正和製約自我，但是外發的卻沒有。
所以在夏目漱石那裏，“自我本位”發生了危機。《從此以後》中的代助就是一個“自我本位”者，大學畢業，閑居在家，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吃父兄的資助。他本來並不“自我”，他曾經把自己喜歡的三千代讓給了好友平岡，這甚至是扼殺“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見到三千代和平岡時，發現他們並不幸福，他後悔了，於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於是問題出現了：他必須付出和父兄決裂、和平岡絕交的代價，還有必須麵對物質上的困境，當然還有道德上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