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1章 羅生門下 (2)(1 / 3)

1951年,電影《羅生門》在西方引起了轟動,獲得了第2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還有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意大利電影評論獎等一堆獎項。當時在日本國內,有人認為這是評獎者對東洋式的異國情調的好奇,甚至還說影片出賣了日本。當時戰爭剛結束沒幾年,西方人對日本既嫌惡又好奇,《羅生門》毋寧是日本民族的自供狀。當時,日本剛被清算罪行,但所謂清算,是不可能的。雖然美國已經形態上占領了日本,但是對這個國家還搞不明白。所以同時也派出了一些專家來研究這個神奇的民族,成果之一,就是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魯思·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文化屬於“恥感文化”,有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罪感文化”中的人心中有道德的絕對標準,違背了,就會感覺有罪;而“恥感文化”則是依靠外來的強製力。簡單地說,“罪感”和“恥感”的根本區別是“自律”還是“他律”,“罪感文化”的良心根源是人與宗教的關係,而“恥感文化”的良心根源是人與人的關係。於是就可以發展成:重要的不是有沒有“恥”,而是這“恥”是否被人發現了。假如不被發現,就不會受到外來的壓力,也就不存在“恥”了,所以日本人總是千方百計掩蓋“恥”。似乎從真砂的嘴裏,我們也聽出了什麼是“恥”:她被當著自己丈夫的麵強奸了,所以有了“恥”。

但是本尼迪克特的這種觀點並沒有得到日本學界的認同。當然這也許也恰恰說明了日本人在掩蓋“恥”。但是盡管不認同,他們卻仍然將此書列入了《日本教養文庫》,這似乎又說明了日本人十分願意正視自己。相比之下,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了紀錄片《中國》,不過是客觀反映了當時中國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態和風土人情,卻因為不能符合我們歌功頌德的目的,而被斥為“反華小醜”。當然也可以說,中國也屬於“恥感文化圈”。

關於《羅生門》的主題,黑澤明似乎也在他的自傳《蛤蟆的油》裏有了“自供”。他說,人永遠不會實話實說,即使死了都不會放棄虛飾。這似乎更確鑿證明了日本人的醜陋,他們自己都供認了,我們應該彈冠相慶。但且慢,黑澤明說的是“人”,並不是“日本人”。一部作品,如果隻是暴露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醜陋,他的價值是有限的。魯迅如果隻是寫出了中國人的阿Q,《阿Q正傳》也不可能成為偉大的作品。至少在客觀上,他畫出了人類普遍的靈魂,所以羅曼·羅蘭說阿Q是法國人。

實際上,為《羅生門》喝彩的西方人並非是在幸災樂禍,因為他們自己也站在戰爭的廢墟上。他們還清晰記得兩次世界大戰中暴露無遺的人類慘象——道義被如此肆無忌憚地無視與踐踏。在亞洲,日本人固然邪惡,但被他們趕走的西方殖民者也好不了多少。那些被西方所殖民的亞洲國家,也是做夢都想著把殖民者趕走。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做不成。日本人把西方人趕走了,但是日本人不可能把他們的家園交還給他們,日本人也是強盜。正如元代中國人趙雪航早看透的那樣:“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元趙雪航《評史》)沒有真理,隻有利益。翻開解密的曆史文件,其中有多少謊言?羅生門與其是建立在日本京都,毋寧是建立在整個地球上;那叢林,與其隻是案件的叢林,毋寧是人性的叢林。

人性習慣於把優點歸給自己,把醜陋推到別人身上。比如說自己民族具有優良傳統,就沒有想想自己民族的劣質傳統;說別人不道德,顯示自己很道德;說日本人好色,好像自己就坐懷不亂;說人家虛偽,好像自己就很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