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筆部隊”作家佐藤春夫還很正義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陽的季節》，貶斥其“低級”、“卑劣”，往自己的臉上貼金，說自己“良識有之過多”，他聲稱為《太陽的季節》“心感可恥”，以至於讓我們的張承誌作家都為之感動，寫了《選擇什麼文學即選擇什麼前途》的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上。張承誌作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為這個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戰後”轉變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沒有對“罪”的追究的情況下，轉變隻是一種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對“罪”進行確認，懺悔。但仍然不夠，還要接受懲罰。沒有懲罰，就不可能害怕，就像一個刑事犯，不可能隻一句悔改，就不用接受刑罰。懲罰是清算的基礎。
當然還有一些作家，因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責任。他們也自殺了，但是他們是為了“美”而自殺。川端康成自殺了，但是不關“罪”什麼事，隻關乎“美”。拿“美”作理由，還真不知道怎麼說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的有罪感的。他的筆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語諧音是“墮罪”。他何苦要這麼時刻提醒自己呢？沒有研究證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卻是個“無賴”。眾所周知，太宰治是個“無賴派”作家，以“無賴”著名。1946年，他給井伏鱒二的信中就直稱“我是無賴派”。無賴是自由自在的，當一個無賴要比當一個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東西》雜誌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反抗束縛的人，卻給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鎖，緊緊揪住自己的罪惡不放。因為他有心靈。他墮落，墮落是向著“負價值”的，但恰證明他內心有“正價值”。
一個內心沒有高尚感覺的人，怎麼會有墮落的快意呢？一個不相信社會還有善的力量的人，怎麼可能拿墮落要挾社會呢？可是這種“正價值”，又確實是他要拋棄的，所以他被夾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夾住的痛苦。有痛苦的無賴是假無賴，他感覺到罪惡；無痛苦的無賴是真無賴，他感覺不到罪惡。他難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麼罪？求生之罪。為了求生，求成名，求發展，他沾上了那麼多罪惡。雖然那些罪惡都是真無賴，不，這世界上所有的價值係統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飯，要成長，國家要強大，民族要發展，就是美國，也是“國家利益”掛在嘴上，都可以理解，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這樣從廢墟上騰飛起來的嗎？人們還為之讚歎。日本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把罪意識撇在一邊才取得的，難道中國不是在不清算曆史的基礎上取得經濟成就的嗎？他們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卻不能赦免自己。我常想：我們那些太合作的作家、知識分子，能赦免自己嗎？我不能指責他們，我無法站到道德高地，我審判自己總可以吧？你們有罪嗎？反正我有！
1948年，太宰治開始寫他的《人間失格》。3月10日至31日在熱海動筆寫“前言”、“第一手記”、“第二手記”，4月中旬，“第三手記”的前半部在三鷹寫成，4月29日至5月12日，“第三手記”後半部和“後記”在大宮完成。一個月後的6月13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給妻子留下了遺書，給孩子留下了玩具，給朋友留下了離別贈言，他還在他和山崎富榮的照片前供著香火，好像是衝著“美”而去的。兩人的腰部用紅色的繩結綁在一起，彼此手穿過對方的腋下，緊緊抱住對方的頭，遺體幾乎已經腐爛，用手輕輕一碰，皮開肉綻。將遺體抬起來的時候，手指就陷入肉裏了。
據說，兩個人在雨中沿河走了二百米，然後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絕望，在此告辭！”太宰治給我們留下了這句話，是生的鼓勵，還是死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