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領導們就是那種認真的模樣。呸！”他們是沒有矛盾的，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內心不衝突，他卻衝突了。按說，戰爭期間他並沒有做什麼，如果一定要查找他為戰爭做貢獻的證據，那就是那部《惜別》。《惜別》寫的是留學日本時期的魯迅，在《惜別》中，他發揮了“太宰治式的想象”，描繪了一個純樸的中國留學生形象。魯迅怎麼可能純樸呢？我讀書時，隻有那些農村來的學生才被人看成純樸。日本人把魯迅寫得純樸是什麼意思？至少有著對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連那個不寫戰爭題材、去寫風花雪月的《細雪》而被查禁的穀崎潤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時興奮地寫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際》，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我日本帝國在東洋頂天立地，建立了赫赫偉績……”時代太可怕了，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卷進去。《惜別》最被詬病的，是它對魯迅這麼一個中國“民族魂”的誤讀。
其實應該是“淺讀”，太宰治看魯迅的境界，跟竹內好當然遠不能比，他不過是個好男人。再加上這作品是遵循“大東亞會議”提出的“大東亞各國互相尊重對方的自由獨立……確立大東亞之和睦”這一共同宣言，接受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與資助金而創作的，太宰治也被認為是“筆部隊”的成員了。也因此他感覺自己有罪了？撇開這個不談，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為既得利益者，吃著那時代的利益，也是一種罪惡，雖然他隻是家裏十一個兄妹中的倒數第二個，隻是第六個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門坐的馬車上是繪著顯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開這個不談，在這個“家”、這個“國”不義之時，他沉溺於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淪本身就是縱容犯罪。他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他不再是個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靜子的女人同居了。他開始寫《斜陽》，寫自己的罪惡，追究整個民族在那場侵略戰爭中的責任：所有日本人都參與了這場罪惡。
3
《斜陽》裏的所有人物，雖然都是罪惡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惡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難道就沒有罪嗎？生在貴族家庭，他也自得於自己母親是真正的貴族，連喝湯拿勺的姿勢都很優雅。優雅和高貴，是一種“正價值”。誰不對“正價值”趨之若鶩呢？這個直治還嘲笑那些非貴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風雅，附庸風雅，即骨子裏並不風雅，他還是對自己的血統很得意。直治認為母親的優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實《斜陽》裏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畫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鬱達夫說，小說就是作者的自敘狀。這不隻是這個中國“私小說”作家的片麵之詞。在日本濃厚的“私小說”氛圍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脫其外。也確實，他的作品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無論是《斜陽》，還是《人間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陽》中其他幾個人物：母親、姐姐和子、老師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時期的分身，他通過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這之前的人生階段。
這之前的人生階段？還有什麼呢？除了他的出身，他還四度自殺未遂，其中還令一個女人死了，他卻活了下來。不要說警方將他作為“教唆自殺”嫌疑人起訴，即便不起訴他，他自己也要審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諱死，特別是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個關鍵詞——忍戀。山本常朝說：“戀的極致，就是忍戀。”“忍戀”是不具有物質性的，隻具有精神性。比如對一個人的“戀”，最好是在他死後在虛無中的“戀”，這才是“戀的極致”。假如兩個人都死了，那麼就更是“戀的極致”了。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戀人雙雙殉情。殉情，日語寫作“心中”。
曾經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叫“心中”，日本人說：你把這兩個字反著疊起來看看。原來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卻活了下來，這無論如何也說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義，他有罪孽。還有，他曾經拋棄了同居的另一個女人。他還因為長期服用麻醉藥，借了朋友大量的錢，無法還債。這些都是在他當初追隨芥川要當作家時期欠下的債。一個人在早年奮鬥時期，需要多少債來墊底？一個國家在走向發展過程中，會積累下多少“羊吃人”以及搶奪他國的罪孽？太宰治隻能通過挖掘自己的罪惡，來證明自己還有愛。他在《春的枯葉》裏說：“罪多者，其愛也深。”他認為反省自己罪惡的人，才能體會到愛的真諦。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魯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於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在這種文化裏，人感受到的是“恥”，而不是“罪”。“恥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無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隻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惡不被人所察覺，就不是罪惡。同樣，假如能夠抵賴罪惡，堅決不認賬，罪惡也就不存在。在侵華戰爭的罪責上，日本人就采取了此種策略。那些戰後高舉民主旗幟的投機者們，也以為隻要他們昂然抬著頭，就不會被認為曾經犯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