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如果一直在基層“窮”跑，也許報道連篇累牘，但他的認識水平卻未必能上得去，等到了老年，等想把一生采訪心得結集出版，往往就隻能感慨傷心了。
記者是寫文章的。他們和書的關係怎樣？讀不讀書？
寫不寫書？同樣寫文章的其他文化人。和書的關係又怎樣？讀不讀書？寫不寫書？
答案原則上都是肯定的，但具體分析起來，情況又有不同。
記者在練筆時，總得閱讀相當數量的書，總得磨練自己分析事物和反映事物的能力。一旦進入了工作狀態，忙碌常常達到不由自主的地步。除了少數的傑出者，一般記者很難再有係統學習的機會。寫文章（包括“就事說事”的報道）能夠在本報發表，就算稱職。如果晚年能有表現其一生成就的著作發表，就算是額外收獲了。
書，究竟又是什麼？書，應該是文章的集合與升華。在這一點上，記者不能與其他文化人有根本的例外。記者寫的書既是用記者眼光反映外部世界的表現，又有對記者這一行業內部規律的總結。作家有自己需要閱讀、體悟的書，作家應該寫自己應該寫的書：既有反映外部世界的，也有總結內部世界的。記者，理論上應當同樣——一方麵為了成為好記者，應當如饑似渴地閱讀足夠數量的前人著述；同時也應該在寫文章的基礎上，把認識某個領域、層麵的心得寫成“記者之書”；此外，還可以向後輩傳授“記者之道”，寫成專業性很強的書。這樣講，從理論上應該是站得住腳的。
站得住腳的理論，在實踐中卻很難做到。造成這種“現實”的，是一個既真實、同時又應該認真思索的情況。
記者的“忙在前庭”超過了其他任阿文化人。記者隨時需要走出編輯部去“跑”。其辛苦既有體力的，更有腦力的。
要反映時代脈搏在各個領域中跳動的個性和共性。即使跑斷了腿，大概也不能說工作就已到家。幾十年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我以為，記者如果一直在基層“窮”跑，也許報道連篇累牘，但他的認識水平卻未必能上得去，他的文章雖然一時鋪天蓋地。但轉瞬就會煙消雲散。等到了老年，等想把一生采訪心得結集出版，往往就隻能感慨傷心了。
我是新聞世家出身。父母都是當年《大公報》的名記者，雖說是風雲一時，但依然不能逃脫曆史規律。母親從1980年開始臥病，8年之後去世。在這段時間內，她先後出版了3本選集。其中大量的是新聞，少量的屬於文學。
她屬於那一代名記者中的幸運者。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她早就注意到把個性和共性結合一道，把新聞手法和文學筆法融彙一道。她是個“沒理論的人”，隻知道瞎摸索、瞎闖。抗戰中毛主席到重慶，她在100多位新聞記者的競爭中獲得優勝。她描繪毛“像是個來自鄉野的書生。在張治中的客廳裏，一切對他是那麼陌生，一隻蓋碗被他失手打碎……”這種敢於擷取典型細節的手法，真實表現了毛的質樸和真誠。母親的這篇東西，在新聞界流傳了幾十年。母親所幸的是，自己的努力與新聞規律暗合了。
那個時代有更大的記者，比如徐鑄成。他是“總主筆”級別上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革”之後的10多年，他先後出版了三四十本書，海內外暢銷，很具有“那個時代的記者”的權威性。能不能說他就是中國的李普曼呢？
還有從記者轉向作家的蕭乾，畢生著述四五十本之多，足跨新聞、文學兩界。當記者，是第一流的記者。當作家，也是第一流的作家。
為什麼會這樣？可能是他們注意“忙在前庭”的同時以最大的努力去一邊“先綠後囤”。抗戰時期，母親在重慶采訪途中，每遇到日寇的轟炸，一邊急忙躲進防空洞，馬上又靠攏燈光，去閱讀蘇俄的進步小說。她早年的文章、習作，常常得到葉聖陶、沈從文二位先生的修改。原稿一直完好地保存著，並交給後輩記者去體會。
我想，徐鑄成、蕭乾等位在“先綠後園”方麵，肯定比母親有更大的成就。所以說，記者如果離開了書，就很難成為大記者，越是在本職崗位上忙碌，就越可能會把青春付諸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