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圖”的這些書架，已經在我麵前開放了30多年。我發現有一些書一直擱在那裏，而更多的書則成了匆匆過客。
一個人寫了大部頭的文學作品之後，通常是要做一些喘息和思考的。喘息，是因為他的“這一部”至少要花費20年的生活積累，寫作時間一般也需要三五年，他的確是累了。思考，是“下一部”怎麼辦？難道再沉潛到生活中20年？同時思想和技巧的磨礪，往往也是能把人累死的。
我們看到，文學史上的許多人，在以親身經曆為基礎寫出“光輝燦爛”的第一部之後，沒有重新沉潛進樸素而紛亂的生活，隻是匆忙地收集材料、倉促命筆——這樣“編”出來的第二部，自然就“後不如前”了。
但凡大部頭作品，但凡企圖概括一個時代的作品，“後不如前”應該說是普遍現象。人的生命周期和曆史的發展相比，真短得讓人悲哀。第一部為什麼能成功？“半由人力，半賴天工”。“人力”是作家個人的奮鬥，“天工”則是曆史積澱出一個相對真理，並且已經讓同時代的讀者認可。作家按照既定的政治態度、美學原則寫了，讀者還得按照既定的政治態度、美學原則去讀——兩方麵“碰”到一起，合了“槽”，才會成功。真正成功的第二部，不應該僅僅是第一部的簡單延續，更應該是飛躍。曆史的發展周期長，而在作家所寫的第二部中，未必能顯現出“飛躍”之意。如果作家勉強“編”出一些“飛躍”，到了讀者那裏也很難取得反響。
當然，一切事物都不要絕對化。“後”也可能有“如前”甚至“超前”的時候。我這樣說有一個前提：最好作家應關注一下“學者化”的問題。換言之，寫大部頭作品，不應當僅僅依賴自己的生活中的親自感受，還應該把第一手和第二手的資料放在一起，用政治的、哲學的和美學的觀點去研究，用古今中外的理論技巧去把握。使得動筆之前，先做到融會貫通，並且產生一個多部的寫作計劃，並在第一部與第二部（乃至後麵多部）之間都事先劃分妤段落，然後再從容寫來，或許就能汪洋恣肆、一瀉千裏了。但凡這樣按照係統工程的辦法，先做了一番“袖手於前”的工作的，不僅事實上在後來可以“疾書於後”，更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忠實於曆史的連續性，也才可能實現“後超過前”。
我工作在北京，有時要去龐大的北京圖書館去借書。
置身在那浩如煙海的書架當中，我常有這樣的感慨：書，是一條無盡的江河；我們每一個讀者，即使一輩子都用於讀書，也未必能讀完滄海一粟。於是乎，我們隻能有所選擇，希望在單位時間裏，自己能抓緊去讀那些“最基本的書”。“北圖”的這些書架，已經在我麵前開放了30多年。
我發現有一些書一直擱在那裏，而更多的書則成了匆匆過客。而那些“最基本的書”，往往一本書一個作者，同一個作者能寫出幾本“最基本的書”的實在不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動筆的人都應該朝“最基本的書”的方向努力，起碼在年富力強的中年、壯年尤其應該這樣。我自己就深受這種情景的感召，決心在能寫書的時候盡量寫書，並且力求在真正的老年到來之前，力爭寫一兩本“最基本的書”擺上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