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大趨勢，決定了今後選拔官員和製定政策，必然要從“拍腦袋”走向科學性。
我看過一篇好文章，是海外專欄作家梁厚甫寫的《旅美記者生涯三十年》，其中關於“改寫入”的敘述對人頗有啟示。文章說：“我注意《波鐵摩爾太陽報》所刊的消息，發現第二天該報記述總統的談話，並不是由該記者（指采訪者）署名，而署名的另有其人，有時也有該記者的署名，但署名卻排在第二位。我忍不住尋求原因。該記者說，美國報紙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在街上如果碰到‘人咬狗’的新聞，就由跑腿的記者執筆來寫，因為這新聞是社會性的，無關重要。碰到政治和經濟性的大新聞，跑腿記者所寫的東西，隻能視為原材料，送回報館之後，是由一種改寫入，（Re-writer）來改寫。改寫人比之跑腿記者有更深資曆，一是文筆較好，二是對‘國際關係’以及‘經濟’問題，有較深的學養。敘述的時候，用的不是記錄文體，而是夾敘夾議的文體。”
在我國，由學養高深的大記者（同時往往兼任不大不小的新聞“官兒”）對重大政治、經濟新聞進行述評的作法也是有的，但不太時興“夾敘夾議”。在梁厚甫所說的美國，讀者對於某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的期望，則表現在專欄作家（即指學養高深的大記者）對於重大新聞的有個性的評議，其中有闡釋補充，也可以有預測和批評。在美國，不同報紙就靠不同觀點的這一些專欄作家吸引著讀者，而這些出自不同觀點的形形色色的評議，恰又為政府重大政策方針的修正，提供了極為需要的參照係。不知是否可以這佯講，“夾敘夾議”的實質是鼓勵活潑的個性去“碰撞”既定政策，是提倡“人”的智慧和勇敢精神。有了這個前提，新聞的質量和速度（第二天就能把“夾敘夾議”見報）都出來了，而且所內涵著的“是否公平”（憑什麼小記者隻能跑腿，大記者卻坐享其成）也就不成為障礙。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深究。那就是美國的專欄作家對該國政策為什麼一般能評析得比較準確，即使是批評的時候，為什麼也能犀利到直刺的地步？（例如，李普曼生前就預見到美國對越南的戰爭，“將以最不名譽的方法來收場”。）我以為，這大約與美國製定政策的方法與大記者長期接觸製定政策的人士的方法的相互聯結有關。前一個方法，是美國在製定政策的時候，以相當民主的態度在聽取來自知識界的批評。梁文中說，“有一位教授，在課室裏邊，極力抨擊美國政府某一種政策，後來這一位教授，一躍而為某一個研究機構的主持人，再躍而為某一個政府部門的主管。”而大記者（從李普曼一直到梁厚甫）偏偏就愛混跡於這些有著極大政治能量的知識分子之中，並且隨時隨地注意對其思想進行研究與比較。梁厚甫發現著名電視評論員克朗凱特手上經常拿著一本有ABCD分類的小冊子，比方說，當一位議員在國會發言的時候，有什麼主張，他就記下來；又例如，這議員是1945年哈佛大學畢業的，和他有交往的同班同學是誰，他也記下來；又例如，他在主要的政經刊物如《外交季刊》上讀到某教授的一篇文章，作什麼主張，他也記下來。如果有朝一日，某議員或某教授做了大官，他會有什麼政見，或會援弓什麼黨羽，克朗凱特就會了如指掌。梁厚甫學了這一方法，但不用小冊子而用一片在家中設一個ABCD分類的盒子安放卡片，可以比小冊子有更多的容量。粱厚甫總是帶著空白卡片離開家門，隨後帶著抄記好的卡片回家並分類歸檔。這洋久而久之，就形成他那獨特然而又是“從客觀存在的事物產生出來的觀察力”。
在中國，像梁厚甫的這一套辦法是否可以行得通呢？
我以為，是會慢慢有效起來的。因為改革開放的大趨勢，決定了今後選拔官員和製定政策，必然要從“拍腦袋”走向科學性。有了這個大趨勢，整個過程的民主化與透明度都會加強，而且決策部門也會越來越歡迎有影響的報紙出現有影響的專欄作家，並以其迅速和鮮明的政策評析作為自身執行政策時的參照係。到那時，我國報紙在政治經濟重大新聞述評中會有更多的個性（即“人”的意誌與理想）出現，也將使全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大大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