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會有一些人發現了新的景點和方式，並用自己特殊的感受，贏得了同時代人和後人的共鳴，於是，人類的旅遊資源不僅得到了擴大，並且優勝劣汰，人類旅遊資源的質量更有了提高。
旅遊是怎麼開始的？無從査考。據估計，早期人類由於生產力的局限，無法抵禦大自然變遷時的侵襲，隻好被動地轉移。比如洪水突來，人類從原來相對富庶、安定的平原，搬家到陌生的高地，氣候轉冷，可供食用的物資短缺，很不適應。於是洪水過後，人們又搬回原地。痛定思痛，老年人始有“百動不如一靜”的感慨，懶惰的民族也萌生出“破家值萬貫”的結論。其實，搬家也有搬“好”了的時候，這不僅是指遷到了富庶之地；更是指在流動過程中，人類萌生出一種奮發的勇氣，睜開了如同發現“新大陸”的興奮眼睛，求知欲在流動中得到了滿足。可惜，我沒能找到記錄這一心態的資料證明，這又說明早期人類沒有從“被動旅遊”當中及時總結出有益的經驗。
中國曆史上，似乎沒有“專業而主動”的旅行家。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從一個玩膩了的地方，大揺大擺，旗鑼傘蓋，極盡鋪張奢華之能事，去到另一個還沒有玩膩的地方。這樣的人不能箅是真正意義上的旅行家，更何談“專業而主動”呢？這裏，我要對徐霞客和李時珍表示莫大的敬意，是他們創造性的勞動，開創出一個新的“旅遊境界”。當然，他倆對旅遊“悟”得之“道”，對於一般人來講，是種摸不著更學不到的東西。對於他倆這種奇異的行動，時人隻感慨其窮愁潦倒，隻同情其在大自然中的輾轉攀登，隻憐憫他倆所吃的奇痛大苦。
近代以來，特別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50年代，依然沒有自發的旅遊行為。因為還非常之窮，一動就要錢，錢擺在銀行裏，老百姓手上沒幾個，於是隻能紙上談兵——全國隻有一家可憐巴巴的《旅行家》雜誌，它約請國內名家撰寫遊記，提倡神遊。神遊不同於動腳走、動心想的實地旅遊，因此談不到對旅遊之“道”的研究。
開放改革十多年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許多旅遊勝地每到旅遊盛季均擁擠不堪，公家也不乏假借名目到名山大川去開會的。這樣的旅遊究竟成效如何？當然從個人講，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好地方也見識了；從公家講，幫助了一些人假公濟私。我這裏大膽設想——如果徐霞客、李時珍向90年代的旅遊者發問你們逛過了許多山川名勝，究競得到了什麼？僅僅是看到了大好風光？僅僅是開闊了眼界？僅僅是利用了假期？僅僅是愉悅了身心？你們還想到了什麼？在旅遊中曾有過什麼遺憾？主辦旅遊事業的老爺官長（他們不曉得“同誌”這個詞兒），你們覺得自己的工作進行得如何？僅僅是當作一項任務去完成嗎？一句話，對於旅遊之“道”，你們可理解了多少？
旅遊有層次之分。低一些的，在假期中，花有限的一點錢，全家人聚到一塊兒，去一個地方跑跑、看看，可能的話，也產生點想法。等錢花光了，假也沒了，人也累了於是一起“各就各位”，原來幹什麼仍然幹什麼，這就是進步，這就是收益。
中間一些的，增加了對山川地貌的知識，增加了對祖國的了解和熱愛。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一種難以估量和計算的價值。這要自發地去形成。一個人總要一天天長大，知識和權威也要一天天在旁人的眼中形成。不必故意去形成，不必故意對其他人中的某一部分去形成。不知不覺中形成了最好，於不知不覺中對不知不覺的人起了作用更好。
高一些的，就是要把旅遊和本職工作力求緊密地結合起來，在旅遊中研求大自然的哲理，尋求對自己的啟發。有事業心和工作方法的人，一旦投身到大自然的懷抱，不用專門去尋找，往往很容易發現大自然和自己本職工作的聯係。一個對工作用心的人，很容易在旅遊中也下意識地用心，就能收到很好的成效。這當中還會有一些人發現了新的景點和方式，並用自己特殊的感受，贏得了同時代人和後人的共鳴，於是，人類的旅遊資源不僅得到擴大，優勝劣汰，人類旅遊資源的質量更有了提高。
旅遊事業是為各種旅遊者共同服務的。不論高中低，它應該一視同仁，它應該一律歡迎；並且在長期的服務過程1中，把低的引導到中，把中的引導到高。要想做好這項工作，就必須認真研究一下旅遊之“道”。這個“道”，也是一門很深奧、很實在的學問。一個人、一個部門，往往花費許多的精力也未必能真正地認識和把握它。倘使旅遊之“道”被我們真正掌握和運用了，那麼低向中的過渡和“中向高的過渡”就都會加快。
願這一天早點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