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不是天生就記憶力強，更不是讀死書或死讀書，而是讀懂了，讀通了，並在這一基礎上實現了博聞強記。
一般情況下，人到老年記憶力是會衰退的。但也有少數不一般的老人，進入老年之後記憶力依然十分強健。其中原因千差萬別，有人天生聰穎，有人依靠苦學，有人依仗幾十年如一日的身心保健，有人則用科學的思維方法統領記憶。我這裏談的三老，按年齡排隊就是馮友蘭、聶紺弩和金克木，當然，年紀越大的我知道的也越少。
馮友蘭老先生我僅見過一麵，那是在兩三年前，在他去世的前半年。他已經95高齡，已然寫完了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對於眼前“現實的世界”，似乎再沒有什麼可牽掛的了。我去的時候，他正在回憶幼年時寫的舊詩、對聯，由一位70歲光景的中學退休教師在一邊筆錄。他半躺半坐在一隻高背躺椅中，頭的後部墊著一個鬆軟的大白枕頭，使得臉上的老人斑十分顯眼。我湊上前去，代表家父向他致意。他用力聽著，反應很快，馬上答了一句：“名記者，老朋友了。”其實，家父和馮老相差將近20歲，也有10多年沒有見麵了。寒暄了兩句過後，馮老依然沉浸在回憶中，繼續思索和背誦起幼年所做、至今猶感到滿意的舊詩。渾濁的眼光裏，不時放射出光芒；伴隨這光芒的突現，嘴裏也斷續吐出一些詩句。我驚訝眼前的場麵——這位不一般的老人，一生經曆了多少朝代，接觸過多少事情，過手的典籍也應當浩如煙海，怎麼老來老來，反而撥開記憶的層雲，專注地尋找起兒時作詩的痕跡了呢？
環顧老人的臥室，好像沒有任何書籍，隻是在剛才進房之前的走道中擺滿了書，並且絕大多數是線裝書。老人的家在北大燕南園，一座很雅致的小小庭院。院子裏有三棵相依相傍的鬆樹，橫斜有致。在橫向匍匐著的一棵鬆樹之下，幾畦玉簪旺盛地生長著。老人仿佛新中國成立之初就住在這裏，在近40年歲月中，靜謐的讀書、思索和著述的生涯幾乎貫穿始終。盡管外邊不時風狂雨驟，他腦子裏卻一直展開著清靜的哲學世界。既然中國有那麼多哲學典籍，對他來說都如數家珍般地親切和熟悉，那麼區區而小小的詩歌，就真不在話下了。
當然，我心中也湧現出一個問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什麼又回憶並複述起兒時的詩作？在拜望的當時，我沒能得到答案；在他逝世前後，也還沒得到答案。直到他逝世一年之後，他的女兒、當代著名作家宗璞在一篇紀念文字中談到的一樁事實，才深刻地啟發了我。
宗璞這樣寫道：“1990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像，又住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住醫院，總要反複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也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隻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
看來，馮先生是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國的哲學事業聯係在一起了。完成了《新編》，他就真的死而無憾了。寫作《新編》時，他利用到醫院治病的空隙背誦《古詩十九首》，為的隻是調節精神，為了集中更大的精力投入寫作。及至寫完《新編》之後，他又努力回憶幼年所寫的詩詞對聯，為的也隻是在一種充滿童心和詩心的安樂中，從容地走向人生的終結。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他無所畏懼又從容安定，他的腦力便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幹擾，就可以把早已博聞強記了的東西，更揮發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