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得自己給自己找點地域文化上的“樂子”——既然住在古都中的某個胡同，也就不妨從胡同文化上做點“新文章”。
北京的小型街道叫做胡同，有東西走向的，也有南北走向的。上海的小型街道稱作裏弄，方向就不好說了，什麼方向都有，甚至弧形的也有。天津呢，仿佛居其中——老城區和北京差不多，至於後來在外圍新建的，就有點像上海的裏弄了。胡同和裏弄的最大不同還不在方向上。關於這，北京專門出了一本《北京的胡同》的書，其中介紹了各式各樣胡同的由來，很受讀者歡迎。汪曾祺先生也寫過一篇題為《胡同文化》的文章，講述了胡同內部的“小生產”和“自給自足”的原則。
前不久，浙江電視台記者來京訪問了我，要我也談談到一篇文章，講人類文化經曆了三個階段：口頭文化、印刷文化和電視文化。我的心猛然跳動，這個“三”真是再好不過！無論是國家還是個體的文化人，都應該力求這“三”個單項並舉，讓“三（種文化）”都呈現出互補的態勢，那麼無論文化本身還是文化人，都必然會是很健全、很滋潤的了。從我個人來講，昔日隻是在梨園（屬於口頭文化）和學界（屬於印刷文化）穿行，按照這一理念來看，就需要再加上一個電視文化才行。於是，這兩年我開始注意把精力的一部分用於電視……
我向浙江電視台的朋友講述過這一番“意思”，他們覺得這是在胡同文化的傳統含意之外，又“做”出了若幹新意。我想，作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文化人，得自己給自己找點地域文化上的“樂子”——既然住在古都中的某個胡同，也就不妨從胡同文化上做點“新文章”。如果這類“新文章”多了，則又可以寫一本新的關於胡同文化的書。
因為有了這種心思，所以等到機會來時，我就把握住它而不使之溜走。隨後不久，我終於和山東畫報出版社共同策劃了一套“名城照相傅”叢書，我一方麵牽頭組織作者，同時也擔任其中北京一本的寫作。如可能，我準備再寫一本中國城市文化的專著——研究這一批中國的都市分別從哪裏來，哪些雄心勃勃始終走在隊伍前頭，哪些走到半路掉隊而隱沒，哪些因勢利導而後來居上……如果有可能，我再尋找一些資料比較一下東西方城市的異同。果這些都能辦到，那麼我就不僅是“從胡同想開去”，並且是以行動“從胡同走到城市的層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