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縣）人，我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學家。孫武約生於公元前六世紀末、五世紀初，大體與孔子同時。
公元前532年，孫武離齊到吳，即今江蘇中部、南部一帶。“他大約就在都城姑蘇（今蘇州）附近過著一種隱居式的生活。他一麵潛心研究兵法，觀察吳國政治動向，一麵與他的好友伍子胥一樣，過著一種自耕農式的生活。”（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2-3頁，戰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公元前512年，吳王闔閭決心同楚國大戰。他任命孫武為將軍。孫武為將之後，為吳國立下了卓越的戰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具體地說，公元前506年，吳軍攻占楚國首都郢城，孫武有戰功；公元前484年吳軍在齊國艾陵重創齊軍，公元前482年黃池會盟，吳國代晉取得霸主地位，這就是“北威齊晉”，孫武也有不可磨滅的戰功。“從公元前512年任將軍到公元前482年的黃池會盟，孫武在吳國有著三十年的戎馬生涯。但是，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很難作更直接、更具體的描繪。孫武最後的結局我們也不得而知……很可能是飄然歸隱，老死山林了吧。”（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3-4頁）
孫武著有兵書《孫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兵書，曆來被視為“兵經”，為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們所尊崇。
明朝茅元儀說：“前孫子者，孫子不能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武備誌·兵訣評》）《孫子兵法》開創了軍事學的先河，對中外軍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我將詳細介紹和分析孫武的軍事思想。
一、“全勝”戰略思想
在我國軍事思想史上，孫武首先提出了“全勝”的思想。《孫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九處之多。《謀攻篇》第三：“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還指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火攻篇》第十二：“安國全軍之道也”。《形篇》第四：“自保而全勝”。因此，吳如嵩在《孫子兵法淺說》中說：“《孫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學的核心‘仁’，老子哲學的核心‘道’，是我們研究孫武軍事思想的一條基本線索。”（第49頁）那麼，“全”的含義是什麼？吳如嵩同樣做了考釋。他指出：
“全”，《說文解字》告訴我們：“純玉曰全。”由無瑕的純玉引申為完整、完備、完美的意思。例如《列子·天瑞》：“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認為無論天地、萬物、明君賢將都不可能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孫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全”的含義的。“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一語。《孫子今譯》的譯文是正確的：“一定要用全勝的計謀爭勝於天下，這樣軍隊不致受到挫傷，而勝利可以完滿取得。”（《孫子兵法淺說》第50頁）
我認為，吳說可信。
“全勝”的內容，包括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兩個部分。
孫武主張“全國為上”，使敵國完整的降服為上策。這是孫武“全勝”戰略思想中的政治戰略思想。實現“全國為上”的方法就是“伐謀”和“伐交”（《謀攻》）。“伐謀”，就是打破敵人的戰略企圖。唐朝杜佑注：“敵方設謀欲舉眾，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雲：‘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杜佑的解釋是正確的。“伐交”，就是在外交鬥爭上戰勝敵人。
《孫子兵法·謀攻》：“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這是孫武“全勝”戰略思想中的軍事戰略思想。何延錫注：“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這一解釋是對的。
《孫子兵法·九地》中，孫武對於“伐謀”、“伐交”和“伐兵”的關係及其具體運用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說：“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如果不了解諸侯的戰略意圖，就不能與他們結交。這是孫武對“謀”與“交”關係的闡發。他又說：“夫王霸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國可拔，其城可隳。”這是孫武對於謀略、外交及“伐兵”諸關係更深入、更明確的表述。
二、戰略運籌和戰略偵察
《孫子兵法·計篇》：“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之所以是國家的大事，就在於它既是軍隊生死搏鬥的手段，也是國家存亡攸關的途徑。孫武正是從這樣的高度來考察戰略運籌問題的。
孫武戰略運籌的內容很豐富，用他的話說，就是“經之以五，校之以計。”（《孫子兵法·計篇》）曹操稱之為“五事”、“七計”。吳如嵩同誌說：“‘計’是‘五事’的重複，而不是另提新的內容。”“其實‘經之以五，校之以計’在文法上是互文見義。”（《孫子兵法淺說》第32頁）“五事”是指“道、天、地、將、法”。
“五事”之一的“道”，《孫子兵法·計篇》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計篇》解釋“道”，顯然是強令士卒服從國君的意願。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道”應當是指軍隊內部與外部的團結。
“五事”之二的“天”，就是天候。孫武指出：“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孫子兵法·計篇》）天，就是晝夜、陰晴、寒冬、酷暑、春夏秋冬。“從更廣泛的意義說，天時還應當包括天旱水澇、蝗災、冰雹等等。”（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33頁）
“五事”之三的“地”，就是地形。《孫子兵法·計篇》概括地指出：地，就是高丘窪地、遠途近路、險阻平地、地域寬窄、死地生地。孫武把有利的地形作為判斷戰爭勝負的因素。《孫子兵法·九地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製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在《孫子兵法·地形篇》中，孫武從戰略角度將六種地形加以考察。一是“通形”，即通暢無阻的平原地形。在“通形”地區作戰，孫武認為必須“先居高陽”，占領獨立高地或小丘，瞰製四周，以便“利糧道”，保障運輸補給。二是“掛形”，即“可以往，難以返”、山高坡陡的掛礙地形。孫武認為，位於“掛形”之軍，如果能巧妙地發揮這一山地條件的特點，就可以收到出奇製勝的效果；如果運用不當，也會招致重大損失。三是“支形”，即便於敵對雙方形成對峙相持的斷絕地形。杜牧注釋得對：“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陣，遇敵則自下而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四是“隘形”，即通道狹窄的隘口。“隘形”利於憑險防守，既可節省兵力，又可阻援疲敵。五是“險形”，指山川艱險梗塞。六是“遠形”，指敵對雙方相距較遠的集結地域。這種地形對於雙方的進攻都不利，孫武稱之為“勢均”。以上六種地形，孫武認為，是“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孫子兵法·九地篇》把地形分為九種：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汜地、圍地、死地。吳如嵩對這九種地形進行了分類及如何按照這種分類指導作戰。他指出：
大別之可分為兩類：一是自己國土內的“散地”，一是別人國土內的“絕
地”。小別之，“絕地”又可分為三類：一是在敵國淺近縱深作戰的輕地、
爭地、交地；二是深入敵國腹地的重地；三是因地形而異的死地、圍地、汜地和三國交界的衢地。
按照這樣的分類，孫武的作戰指導是，以堅決果敢的行動，迅速把軍隊插入敵國腹心地區。為達此目的，他要求；一、在三國交界的衢地行軍要搞好外交；二、在敵國淺近縱深的“輕地”要迅速通過，不作糾纏。他甚至說，即使是敵人戰略前哨或要點的“爭地”，也要巧妙迂回，決不旁鶩。三、實行脫離後勤保障的無後方作戰，依靠對敵國的搶掠來補充軍食，即所謂“掠於饒野，三軍足食”（《孫子兵法淺說》第119-120頁）。
“五事”之四的“將”。“將”這一新生事物，是春秋末期才出現的。“據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統計，這一時期的將軍有：狐夜姑在晉國為將，孫武在吳為將，子重、子常、屈完在楚為將，司馬穰苴在齊為將，詹伯在鄭為將，慎子在魯為將，子文在衛為將，等等。”（轉引自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第36頁）賢能的將帥，孫武不僅看作是關係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而且還說：“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安危之主也”（《作戰》）；又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