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約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戰國中期衛國人，本名公孫鞅，也稱衛鞅。公孫鞅早年做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後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因功秦孝公以於（音烏，今河南內鄉縣東）、商（今陝西商縣商洛鎮）之地十五邑封給公孫鞅，號為商君，因此曆史上稱他為商鞅。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史記·商君列傳》），他在魏國研究過早期法家李悝、吳起等的變法經驗。他攜帶《法經》由魏入秦後，推行了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實踐。商鞅變法，包括了軍事領域的變法，其變法要點是：一、重農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二、“一民於戰”的重戰思想（《商君書·畫策》）。三、“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的軍功爵思想（《商君書·算地》）。商鞅不僅在軍事領域進行變法，而且還擔任軍事要職，並領兵作戰。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任左庶長，掌握秦國軍政實權。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升為大良造，地位相當於相國兼將軍。商鞅親率大軍圍攻魏國舊都安邑，魏軍被迫投降。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商鞅率兵攻魏，占領了魏的固陽。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攻魏，大破魏軍，俘虜了魏國主將公子卬，迫使魏國交出了黃河以西的部分土地（參見山東大學《商子譯注·附錄·商鞅生平大事年表》，齊魯書社1982年10月版）。毋庸置疑，商鞅不僅是著名的法家學派的政治家，也是馳名當世的著名軍事家。有書為證。《荀子·議兵》：“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漢書·刑法誌》：“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諸篇籍。”《漢書·藝文誌》兵家有《公孫鞅》二十七篇，說明商鞅著有兵書，惜已亡佚。
商鞅的軍事思想，集中反映在《商君書》一書中。“《商君書》亦稱《商子》，舊題‘商鞅撰’。漢代有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是商鞅的著作，有些是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不出一時、一手，是商鞅學派著作的彙編。”（邱少華、牛鴻恩《先秦諸子軍事論譯注·商君書》）《商君書》“成書時間大約在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前251年）的晚年。”（山東大學《商子譯注·前言》）
《商君書》比較通行的校注本，有清人嚴可均校本（莫友芝傳抄本、倫明傳抄本，北京圖書館藏），近人朱師轍《商君書解詁》，今人高亨《商君書注譯》，山東大學《商子譯注》。本文所錄正文采用山東大學《商子譯注》本。
一、重農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
“重農重戰，是我國古代法家一貫的重要思想，而第一個比較係統地論述這一思想的是商鞅。”（山東大學《商子譯注·農戰·內容提要》）重農重戰的思想，“在曆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邱少華、牛鴻恩《先秦諸子軍事論譯注·商君書·農戰提要》）。重農和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是商鞅及法家學派軍事思想的基石，是應該第一個提出來研究的。
商鞅的重農和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在《商君書》的許多篇中都有論述。這些篇目是：《墾令》，《農戰》，《去強》，《說民》，《算地》，《一言》，《戰法》，《兵守》，《勒令》，《來民》，《賞刑》，《畫策》，《境內》，《弱民》，《外內》，《君臣》，《慎法》，共計十七篇。現存《商君書》隻二十四篇，其中十七篇論述到了重農和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可見商鞅是多麼重視這個問題。
商鞅多次將重農和重戰對舉，並反複指出，農戰是治國的要領，是使國家富強的根本，“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君書·農戰》），認為唯有專一於農戰才可以成就王業。
商鞅認為，專一於農耕是戰的前提，戰是專一於農耕的結果。《商君書·農戰》：“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製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一，摶之也。國作一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正，治理。紛紛，眾多的樣子。信，誠實。重居，看重自己的田宅，不輕易遷移。一，專一於農耕，一般釋為專一於農戰，不準確。通觀《商君書·農戰》全篇，本節引文中的“一”釋為專一於農耕比較符合文章的原意。外用，用來對外作戰。死製，願為法製效死。商鞅把民眾可以用來防守攻戰的初始原因歸結於“令民歸心於農”。他的思維邏輯是：民眾專一於農耕，民眾就樸實而便於統治，民眾再多也容易役使，民眾誠實就可以防守攻戰。商鞅還認為，少詐而重居，賞罰激勵，對外作戰，民眾親附國君而為法製效死，其原因是民眾“旦暮從事於農”。“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商君書·農戰》）商鞅把國家的強盛和王業的成就歸之於農耕了。是不是“令民歸心於農”民眾就可以防守攻戰，這要研究，但商鞅把農耕和戰爭聯係起來思考的軍事經濟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商鞅肯定了農是強兵的基礎。他說：“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一，摶之於農而已矣。”（《商君書·農戰》）
為了開墾荒地、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封建經濟，商鞅在《商君書·墾令》中提出了二十條措施，集中體現了他重農和重戰相結合的軍事經濟思想。這二十條發展封建經濟的措施的主要內容，山東大學《商子譯注》編寫組概括成三條：
（一）加強國君集權；統一國家法令、製度，實行“百縣之治一形“訾粟而稅”；建立一個官屬少，效率高的行政機構。
（二）限製貴族特權，抑製商人，主張用加重賦稅、徭役，控製糧食買
賣，禁止雇工，提高酒肉價格，統一管理山澤資源等經政策，來驅使貴族餘
子、依附於貴族及商人的食客、遊民等閑散勞力去墾荒務農。
（三）采取重刑連坐、不準擅自遷居等強製手段，將農民牢固地束縛於
土地之上，以保證墾令的推行。（《商子譯注·墾令·內容提要》）
商鞅認為，大力鼓勵民眾開墾荒地，盡量發掘自然資源，使山林財物得到充分利用，生產充裕的糧食，才能富國強兵。為此，他對國家進行全麵規劃，提出了“任地待役之律”。商鞅指出：“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溪穀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裏，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溪穀足以供其材（依《商君書·來民》篇改——引者注），藪澤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書·算地》）即是說，治理國家，合理利用土地應是：山林占十分之一，沼澤湖泊占十分之一，山澗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鎮道路占十分之一，壞田占十分之二，好田占十分之四。這是古代有作為的帝王所規定的正確原則。因此，治理國家如果分給農民的土地是小畝，五百小畝土地，其地稅收入剛夠一個士兵的耗費，這說明地利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方百裏的土地，隻出兵士一萬人，這個數目也是小的。按照正確的原則辦，開墾的土地足夠養活民眾，修築的城鎮道路足夠安頓民眾，山林、湖泊、山澗的產物能夠滿足需要，沼澤湖泊的堤壩也足以貯存水生資源。因此，軍隊出征，糧食充足而財物有餘；按兵不動，兵民共耕而經常有豐足的積蓄。像這樣，才是合理利用土地和隨時準備征戰的原則。
商鞅為了幫助秦國解決農戰不能兩全的矛盾，提出了招來三晉（韓、趙、魏）民眾來秦墾荒的措施。商鞅分析了秦國當時地廣人稀、“人不稱土”的矛盾和三晉“土狹民眾”、土不足以養民的狀況，指出“三晉之民”之所以不肯西來秦國，是因為秦國沒有實行優惠的來民政策。商鞅建議用優惠的條件招來三晉民眾。“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著）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今利其田宅而複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商君書·來民》）為了解決農和戰的矛盾，商鞅提出：“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商君書·來民》商鞅的建議，頗有當今中國的開放、搞活的味道。他的這一措施，頗為大膽、新奇。
商鞅主張根據人民在農耕中的功績授爵任官。他指出：“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一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商君書·農戰》）遊說之士、處士、勇士、技藝之士、商賈之士這“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因此要壓抑“五民”，實行“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做到“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商君書·算地》）
二、“一民於戰”的重戰思想
“一民於戰”（《商君書·畫策》）的重戰思想，是商鞅軍事思想的核心，值得大書。
《商君書·畫策》）：“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敗）者也。”商鞅把打仗作為“國之所以興”和“國安、主尊”的根本條件之一（《商君書·農戰》）。商鞅還認為，打仗是防止毒素在國內泛濫的根本手段。《商君書·去強》：“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虱官，據高亨《商君書注譯》，“官”字疑是“害”字，當作虱害，其說可信。
怎樣做到“一民於戰”呢？商鞅采取了三點措施：（一）用重戰的思想統一人們的言行，即“一教”（《商君書·賞刑》）。（二）重法，“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商君書·外內》），“避害者，非戰不免。”（《商君書·慎法》）（三）“邊利盡歸於兵，”（《商君書·外內》）“按功而賞”（《商君書·君臣》）。
商鞅認為，明法與重戰，二者必須結合。《商君書·弱民》：楚國“地非不大也，民非不眾也，甲兵材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這段話闡明了戰勝、守固同法治的關係。《商君書·禦盜》：“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要民眾從事戰爭，必須用重法驅使。這是《禦盜》篇這段話說明的道理。
《商君書·戰法》：“凡戰法必本於政勝”。作戰取勝的方法，一定要以政治搞好為基礎。《商君書·畫策》：“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這句話也含有先搞好政治基礎的意思。商鞅看到了政治同作戰取勝的聯係。商鞅不隻一次談到政治同打勝仗的聯係。《商君書·立本》：“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即是說，用兵打仗，取得勝利要有三個步驟：戰爭發生之前就要建立法令製度，法令製度建立才能形成重戰的社會風氣，重戰風氣形成才能做到物資裝備齊全。這三個步驟必須先在國內實行了，然後才可出兵打仗。《商君書·弱民》：“治省國治，言息兵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政務精簡，國家就能治好；空談止息，兵力就會強大。民眾變強以後能夠采取削弱強民的辦法去治理，兵力就會越來越強。
商鞅認為，軍隊必須有旺盛的士氣和頑強的鬥誌才能打勝仗。用商鞅自己的話說，就是“剛鬥其意”、“民勇者戰勝”。《商君書·立本》：“恃其眾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鬥其意，鬥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譽目，依山東大學《商子譯注》編寫組之說，“目”為“其”的錯字。“譽其”二字顛倒。就是說，僅依仗兵員眾多，就像用茅草修蓋的房屋；僅依仗裝備美觀整齊，叫做取巧；僅依仗虛名，叫做自欺欺人。這三項隻要僅僅依仗其中一項，他的軍隊就會被打敗。所以說，強大的軍隊必須使戰士具有堅定頑強、敢於鬥爭的精神，戰士有鬥誌才肯盡力作戰，肯盡力作戰就會無往而不利，這樣才能無敵於天下。《商君書·畫策》：“民勇者戰勝，民不勇戰敗。能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山東大學《商子譯注·畫策》：“一，專一。一民於戰，使民眾專一於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