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托名春秋初期齊卿管仲所作。戰國末期，已有《管子》一書。《韓非子·五蠹》：“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漢末年，劉向整理《管子》，定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組。
邱少華、牛鴻恩對《管子》一書的作者和內容作了研究。他們指出：
劉向整理過的《管子》已經不是韓非，司馬遷看到過的《管子》原本的麵目。郭沫若說：“《管子》不僅不是管仲作的書，而且非作於一人，也非作於一時。它大約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零碎著作的總集，一部分是齊國的舊檔案；一部分是漢朝開獻書之令時由齊地彙獻而來的。”（《青銅時代·宋鈃尹文遺著考》）任繼愈具體指出，《管子》包括兩類著作，“一類是管仲學派的著作，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類是稷下先生的著作，這是直到劉向編書時才攙雜進去的。”因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陰陽家、道家、法家、儒家以及兵家、農家的著作（參《中國哲學發展史》三五五頁）。有些學者認為，書中《輕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於戰國時期而是西漢的作品。
任繼愈認為，管仲學派是戰國時期齊人繼承和發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個學派，它介乎儒家學派和法家學派二者之間，對宗法製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的態度，主張把宗法製和中央集權製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禮治和法治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強調以法律來加強王權，又重視用宗法道德來鞏固封建統治（《先秦諸子軍事論譯注》上冊第293頁、294頁）。
《管子》的軍事思想涉及麵廣，內容相當豐富。班固把兵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家。用班固的分類來分析《管子》一書的軍事思想，這四家的軍事思想幾乎無一不備。
《管子》舊有唐人尹知章注，今傳本書房玄齡注，是不對的。清代張佩綸的《管子學》，近人尹桐陽《管子新釋》，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管子集校》，都可以參閱。譯文有趙守正《管子注譯》上冊。本文正文依邱少華、牛鴻恩《先秦諸子軍事論譯注·管子》。
一、《管子》的戰爭觀
《管子》的作者很重視戰爭的作用。《管子》把霸業的成就，國家的安危，君主的尊卑同戰爭聯係起來思考。《管子·兵法》：“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淮南子·詮言》：“一也者，事物之本也。”《管子·重令》：“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重令》篇還指出：“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管子·參患》：“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則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管子》由於重視戰爭的作用，於是就猛烈地抨擊了“寢兵”說和“兼愛”說。《管子·立政》：“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管子·立政九敗解》：“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雕，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謀，“晦”的借字（郭沫若說），當盡，喪解。竟，今“境”字。修，當是“偷”字之誤。偷，懶惰（依邱少華、牛鴻恩說）。還指出：“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若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禦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禦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管子》雖然重視戰爭的作用，但是它卻強調要慎重地對待戰爭，不可輕易地使用武力。《管子·幼官》：“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管子·兵法》中也有相同的論述：“數戰則士罷（‘罷’通‘疲’），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管子·八觀》中提出，不要常年從事戰爭，老百姓不要長期從事戰爭。《八觀》指出，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十分之三的人就不能從事生產，那麼莊稼就要少收三分之一。莊稼少收三分之一，如果原來沒有儲備，那麼道路上就有棄捐的屍體了。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如果三年不解除，又沒有多餘的糧食，那麼百姓就有出賣兒女的了。……百姓沒有儲備的餘糧，國家禁止做的，就未必禁得住；民眾中有餓死在野外的，讓他們去作戰就未必能獲勝；道路上有棄捐的屍體，讓他們守衛就未必能鞏固。所以，命令未必執行，禁止未必禁得住，作戰未必獲勝，守衛未必鞏固，那麼國家的危亡隨後也就要到來了。所以，《管子·重令》警告說：“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管子·兵法》提出了“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的主張。《孫子·謀攻》：“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一戰而霸。”看來，《管子》的這一思想，同《孫子》和《左傳》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管子》強調戰爭的正義性。《管子·中匡》：“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之。”《管子·幼官》：“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之）君也”。《管子·樞言》：“有義勝無義”。《管子·法法》：“勇而不義傷兵，……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管子·大匡》強調，國君要“兢於德”，而“不兢於兵”，即在道德方麵爭高下，而不在軍事方麵爭高低。
《管子》認為，糧食是奪取戰爭勝利的極端重要的物質基礎。《管子·八觀》：“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八觀》篇把農業作為守戰之本，指出：“其耕之不深，芸（通‘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農業對軍事的極端重要性，《管子·權修》篇說得更直接：“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管子·治國》：“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
《管子》還論述了政治對戰爭的影響。《管子·七法》指出：奸人傷害國君的威望，奸吏傷害官府的法令，奸民傷害風俗，盜賊傷害民眾。有了這四傷，將會導致國貧、兵弱、戰不勝、守不固的嚴重後果。腎明的國君最重視的是政令、社稷、法律和威信，國君能夠“論道行理”，“論功計勞，未嚐失法律”，戰士就能“輕死安難”，忘我犧牲。《管子·五輔》談了“得人”——得民心的問題。作者認為，國君的成功或失敗，成就豐功偉業或喪失國家、危及社稷，其關鍵在於能否“得人”。“得人”的最好辦法是使人民獲得物質利益；而實行清明的政治則是利民的具體途徑。通過發展生產、實行法製、進用賢才，就能使人民衣食豐足，並且形成“上中正”、“貴武勇”、“好耕農”的良好社會風氣和“上下和同而有禮義”的良好政治局麵。這樣，國君就能“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反之，國君就會“戰不勝而守不固”，或者“兵挫而地削”，或者“身死而國亡”。《管子·八觀》還說明了一個道理，國君應當嚴格實行法治，賞有功罰有罪，如果“良田不在戰士”，而無功者受祿，就將“戰不勝”、“地四削”以至亡、滅。《管子·大匡》指出：“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這說明，隻有搞好內政，取信於民，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
二、《管子》的治軍觀
《管子》的治軍思想是豐富的。如編製體製、軍事訓練、武器裝備、獎罰手段、將帥選擇等方麵，《管子》都一一論及到了，有的論述相當深刻，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寄兵於政與寓兵於農。
《管子·小匡》是《管子》中一篇重要的軍事論文，中心是論述“作內政而寓軍令”，也說是寄兵於政的思想。寄兵於政，具體作法是：“參（三）其國而伍其鄙”。
“參其國”，就是把齊國的都城分成三部分，建立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個，士、農之鄉十五個。齊桓公統率五個鄉，高子率領五個鄉，國子率領五個鄉。國都三分就成了三個軍。《管子》規定五家為一軌，[每家出一人]，所以五人編為一伍，由軌長率領；十軌為一裏，所以五十人編為一輛兵車，由裏司率領；四裏為一連，所以二百人編為一卒，由連長率領；十連為一鄉，所以二千人編為一旅，由鄉良人率領；五鄉為一帥，所以一萬人編為一軍，由五鄉的統帥來率領。這樣，各級行政單位依次是軌、裏、連、鄉、帥，而相應的軍事組織則是伍、小戎、卒、旅、軍。兩套組織，一套官員。平時，百姓各從其業，而在春、秋兩季，則在官員率領下外出打獵，根據各人的表現進行賞罰，這樣百姓就通曉軍事了。《管子·小匡》篇指出：“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裏；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結合這種自然的居民組織來建立軍事組織，好處是充分保證了奪取戰爭勝利的前提條件。《管子·小匡》指出：“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伍其鄙”，就是把國都以外的地方分為五部分，建立軌、邑、卒、鄉、屬一套組織。《國語·齊語》記載，在鄉和屬之間，還有“縣”。《管子·小匡》載：“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製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長；十卒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卒”，原作“率”，邱少華、牛鴻恩據《管子·小匡》和《國語·齊語》改，依邱、牛說。“大夫”，原作“帥”；“五屬五大夫”中的“五大夫”，原作“一大夫”，邱少華、牛鴻恩據《管子·小匡》和《國語·齊語》改，依邱、牛說。
《管子·禁藏》闡述了寓於兵農的思想，這和《管子·小匡》所說的“寓兵於政”的思想是一致的。《管子·禁藏》指出：把戶籍的什伍製度做為陣列，把獎賞和懲罰做為文、武兩種手段，修理的農具當作軍事器械，農事耕作當作進攻作戰，推拉銚耨當作劍戟，披上的蓑衣當作鎧甲汗衣，編織的鬥笠當作盾牌。所以，農具具備了，作戰的武器裝備也就具備了；農事耕作熟習了，進攻作戰也就精通了。《管子·形勢解》也說：“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嚐解惰也。”解，通“懈”。
第二，以法治軍。
以法治軍，是先秦法家在治軍問題上的共同主張。《管子》也不例外。《管子·重令》指出：“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功民。”《管子·禁藏》則認為，人們“見利莫能勿就，見善莫能勿避”。基於這樣的認識，《管子》主張用重祿重賞的辦法激勵將士勇敢戰鬥的鬥誌。《管子·八觀》篇把賞罰在治軍時的作用做了過分宣染，指出：“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
《管子·輕重甲》論述了“重祿重賞”的作用。管子說：“冬冬地敲鼓，戰士們就憤怒地投入戰鬥；槍槍地敲金，戰士們就肅然而止。將帥拿著鼓棰敲鼓，戰士們跟著前進，運送死者，扶持傷者，競相進攻而不肯停止，口中喊殺聲不斷，雙手傷痕累累，並不是報殺父之仇，這是優厚的俸祿和賞賜使他們這樣。所以，卿大夫居於朝廷，如果不隨之給予官爵俸祿，臣下是不肯盡忠的；發兵作戰，如果不隨之給予獎賞，戰士是不肯死於陣列之中的。這樣看來，這是大臣係心於俸祿，戰士係心於獎賞。”
《管子·輕重乙》論述了管仲用“素賞”的辦法激勵齊國軍民勇於犧牲的事情。素賞，就是戰前懸不同的賞格，命將士破敵、擒將，事後給予獎賞。這與一般的戰後論功行賞的做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