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精神風貌和價值取向的集中表現，是中華民族進步發展的價值導向和精神動力。
在大力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今天，探討中華民族精神的曆史發展和時代意義，對於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古典時期
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從曆史線索來看，可分為古典時期、近代時期、當代時期。
所謂古典時期，是指從春秋戰國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大約2600年漫長的曆史階段；所謂近代時期，是指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大約一百年的艱難困苦階段；所謂當代時期，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這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曆程。
在古典時期，形成了以唯倫理思維為特征的古典民族精神；在近代時期，形成了以唯政治思維為特征的近代民族精神；在當代，則形成了以唯經濟思維為特征的當代民族精神。
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自然經濟、宗法社會條件下道德至上、貴和尚中、求穩求安的守成精神；近代民族精神體現的是內憂外患擠壓之下反抗侵略、救亡圖存、爭取民族獨立的狂飆突進的革命精神；當代民族精神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改革開放背景下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開拓創新精神。
從春秋戰國到鴉片戰爭，大約2600年的漫長古代社會中，古典民族精神大致經曆了形成、確立、鞏固的階段。
根據學術界的共識，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作為一個民族實體，是在秦漢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我們今天所講的中華民族精神處於萌芽、雛形時期。
秦漢以後，中華民族精神進一步確立。
從秦漢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華民族“自在發展”的階段；從鴉片戰爭到改革開放的當今，是中華民族“自覺發展”的階段。
同理，作為全民族共同精神風貌和價值追求的“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也經曆了從“自在”到“自覺”的階段。
但是，應當看到，“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精神”的“自在”階段，如果從“萌芽”或者“雛形”的樣態看，並不僅僅開始於秦漢時期，而是應當追溯到春秋戰國乃至遠古時期，亦即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曆史，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由孕育而成熟、強盛的曆史。
而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價值觀。
根據這種認識，我們認為，作為觀念形態的古典中華民族精神，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確立於秦漢時期，鞏固於魏晉至清代（1840年以前）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重人輕神的人本主義思潮、重民輕君的民本主義思潮、反對分裂崇尚統一的愛國主義思潮、反對戰爭倡導和平的人道主義思潮，相互激蕩，洶湧澎湃，推動著社會的進步，最終導致了以秦王朝的建立為標誌的政治上的國家統一和文化上的民族認同。
這種情況表明，中華民族精神已經初步形成。
秦漢時期，隨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大一統的政治觀念、文化中國的價值理想、貴和尚中的思維方式、厚德載物的寬闊胸懷、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等基本價值理念，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引導著全民族向前發展，標誌著中華民族精神的確立。
從魏晉到清代（1840年以前），中國社會屢經動蕩，王朝屢經更替，但以天下一統為榮、以國家分裂為恥的思想傳統不斷強化；同時，反對侵略，努力避免戰爭，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內部矛盾和外部爭端，成為全民族的自覺意識和實際行動。
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價值追求，革故鼎新的發展觀念，勤勞勇敢的人生信念，整體至上的思維旨趣，等等，都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途程中，經過全體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麵的實踐，得到了強化。
因此，我們說這個時期是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的鞏固期。
二、中華民族精神的近代轉型和當代創發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步入內憂外患極為深重的近代時期，古典的中華民族精神麵臨挑戰，被迫轉型，被迫更新。
守成式的古典民族精神，轉換、創新成為以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為特征、以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為目標的狂飆突進式的近代革命精神。
自稱“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誌士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為變法維新的政治理想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碧血染黃花，推翻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臨終仍牽掛“革命尚未成功”，勉勵“同誌仍需努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在成千上萬的烈士英勇地犧牲之後，後繼者“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這種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無數仁人誌士為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為偉大的中國文化的複興而殊死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