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民族精神的一種表現，作為一個不斷流動的價值係統，迄今仍然對我們的社會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大致說來，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以下諸方麵的文化精神，影響著全社會。
一、革新進取與因循怠惰
革新進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古代經典《周易》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即不斷地向前運行發展，是自然界的規律，君子以此為榜樣，剛強不屈，努力向上，堅韌不拔，決不懈怠。
可以說，這是對中華民族剛健有為、不懈奮鬥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動寫照。
這種剛健、自強的精神，在兩千多年的曆史發展中，一直激勵著正直的人士奮發向上，不斷前進，堅持與內部的惡劣勢力和外來的侵略壓迫作不屈不撓的鬥爭。
曆史上，反對昏君好相的忠耿之士，浴血疆場的民族英雄，探求真理、不“賣論取官”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都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體現者。
《史記》記載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聖人發奮之所作為也”，反映了中華民族越是遭受挫折，越要奮起抗爭的精神狀態和堅韌不拔的意誌。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了民族獨立和自由解放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都是自強不息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具體表現。
這種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也就是不斷進取的精神。
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精神，還表現為革故鼎新的社會變革態度。
在中國曆史上，凡是要推陳出新，促進社會的進步，就必然要表現為對社會政治的種種革新。
戰國時期的變法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形態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的轉換；兩漢時期的文化建國運動，確立了全新的政治製度和文教製度，革新了中國文化的形態，唐代的佛教革新運動，產生了中國特色的佛教——禪宗，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容；近代以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盡管有著程度、目的、性質和範圍的不同，但都是對舊有製度、傳統和思維的革新，都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進步，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可見，從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著深厚的革新進取的文化傳統。
今天，革新進取的文化傳統仍然存在於我們民族的文化血液之中，並且從積極的方麵給我們以精神力量。
改革開放，不斷地除舊布新，掃除一切阻礙我們實現現代化的思想障礙，為國家民族利益而勇於補偏救弊，勇於向不適應現代化的傳統告別，已經成為全社會有識之士的共識。
為了追趕世界範圍的現代化潮流，為了把經濟建設真正搞上去，就要勇於向僵化的舊體製宣戰，大膽改革，興利除弊，最終實現全方位、多層麵的徹底變革。
這些，有的已經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有的正在形成可操作的藍圖。
可以說，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全國人民的人心所向，成為當代中國發展的曆史大趨勢，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其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便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革新進取的文化傳統。
當然，毋庸諱言，與革新進取的精神正相反對的傳統的因循怠惰心理，在當代中國也有著深厚的生存土壤和複雜的表現形式。
傳統文化中那種受自然經濟影響而形成的保守、戀舊、崇古、安於守成而不思進取的怠惰心態，對革新進取精神的抵觸態度，對新興力量和事物的本能反抗和盲目排拒，在今天仍然以不同的時代方式在頑強地表現自己。
例如，對勇於改革的拔尖人物的諷刺打擊，前幾年出現的因改革進取而獲得巨大成功的一些著名經理、廠長的中箭落馬，對各種改革措施的陽奉陰違，橫加撻伐，用“左視眼”看待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種種新生事物，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到工礦企業的廠長經理負責製，從開放的沿海城市的商品經濟新風貌到內地的外向型企業的生長，都有人企圖用“資本主義”的帽子、棍子將其打落。
至於自甘貧窮落後，也不願意實行改革，不願意冒任何風險，寧可坐守虧損企業的領導寶座，也不願、不敢進行大膽的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的改革，寧可嫉妒別人改革的成功，向別人借貸為生，也不願自我革新，改變麵貌，寧可回到舊有體製的軌道上去吃大鍋飯，也不願意向新的體製方向邁出一步，等等，都是因循怠惰的保守落後心理在作祟。
這些，是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大相徑庭的，是傳統文化中落後一麵的現實表現。
對此，我們應當有足夠的清醒認識，努力用革新進取的時代精神去加以抵製和改造，逐漸消除它的消極影響，以促進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總的看來，傳統文化中革新進取的精神和因循怠惰的心態在當代中國是並存的。
但是，前者是主要的趨勢，是順乎人心適乎潮流的，後者是末流，是違背一切正直人士的心願的。
因此，我們要大力發揚革新進取的精神，抵製、排除因循怠惰的保守落後心態，為新型文化體係的建設開辟道路。
二、崇德重義與見利忘義
崇德重義是傳統文化中代表中華民族高尚情懷的重要方麵，突出地表現為對個體道德修養和文化生命的重視。
中國傳統文化曆來重視道德理性，講究人禽之辨，義利之辨。
作為傳統雅文化主流的儒、道、墨、法諸學派，雖然各自的價值取向迥然不同，但都承認並努力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反對墮於物欲而不自拔。
儒家孔子堅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的信念，提倡“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的境界。
孟子提倡並努力實踐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做堅持正道，超越個人私欲的大義凜然的大丈夫。
董仲舒反對“屈意從人”、“隨世而輪轉”、“矯情而獲百利”，主張“正心歸善”（《董膠西集士不遇賦》）。
老莊道家力求保全人的真實純樸本性，不賣身求榮，他們寧可清心寡欲，也不迎合卑劣的統治者。
墨家義利並舉，但以義為重，以兼愛天下為張本。
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但他們是以忠君報國、天下一統為追求。
這已經超越了狹隘的個人主義立場。
約束自己，忠心耿耿地為民族國家的利益效勞，這本身也是一種道德修養，是一種文化理想追求。
可見，超越物欲，超越動物本能，做有道德修養和文化生命的人，是中國文化內在精神生命的邏輯要求和必然歸宿。
當然，傳統的道德修養有著特定的時代內容，我們應當從文化的時代性的層麵，予以把握揚棄。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從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繼承性的理論高度，給予實事求是的價值評判和消化吸收。
在商品經濟日見勃興的時代，崇德重義的文化傳統，對於我們抵製物化主義的思想，對於我們純潔道德，淨化社會空氣，仍然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當然，道德製約不是萬能的。
但是，我們在提倡並加強法製建設的同時，卻不能不高度重視道德對人們的心理行為的規範作用和導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