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由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所推動的社會轉型不斷發展，不同社會階層的地位隨之發生變化。
經曆三十年的遞進，邊緣化現在已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切實的社會現象，是我們社會進一步發展中應當重視的現實問題。
一、不同階層邊緣化的表現
邊緣化的出現，在不同階層不同人群中表現頗為不同。
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地位的演變，最能說明邊緣與中心的互變狀況。
在“十年浩劫”中，知識分子被打入“地富反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之列，成為專政的對象，被稱為“臭老九”，是社會的另類，自然是處於社會的邊緣。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為了改變知識分子的地位，發揮知識分子在現代化中的作用，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使無數知識分子熱淚盈眶、感動莫名！由專政對象而成為領導階級的一部分（當時的政治方略和社會現實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在社會地位上至少擺脫了邊緣化的窘境。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重啟，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的提出，以及幹部“四化”（其中之一是“知識化”）方略的實施，在客觀上極大地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地位，激發了知識分子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的宏偉目標而獻身的熱忱。
這種情況，使得知識分子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社會職能的發揮中，在黨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方略中，成為基本的力量，實現了由邊緣而中心的轉換。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因素的製約，“腦體倒掛”一度盛行。
“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成為當時分配不公的真實寫照。
“說你窮，你比教授還窮”的調侃，折射出知識分子經濟地位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地位的轉變。
商潮滾滾，錢神頂天，官員“下海”，全民逐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知識分子，再度成為被冷落被邊緣化的群體。
九十年代中後期，隨著對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知識經濟的認識的加深，隨著全球化進程對中國影響的日益深刻，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從官方到民間，對於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認識，從而在收入分配和社會地位的確認方麵，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進入新世紀以後，伴隨國家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知識分子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特別是其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的大大拓展（甚至包括公務員的招考方式），昭示著這個群體已經切實地成為社會結構中的核心部分之一，成為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力量。
三十年左右的發展，知識分子由邊緣而中心而一度遊離中心最終走向中心成為中心，風水轉換的根本動因，是中國的現代化需求，是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文明發展的邏輯必然。
不言而喻，在這個過程中，黨和國家對治國安邦方略的調整，對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力量的確認，對世界文明發展規律認知的日益深刻，都是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工人和農民社會地位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工人的收入絕對數並不高，但相對於其他社會階層人士卻頗為優裕。
更為重要的是，工人的社會地位高，絕對處於社會結構的核心層麵。
在“工農兵”理念宰製社會的時期，工人不僅理所當然地排在農民前麵，甚至也排在了全民推崇的解放軍前麵，可見其地位之顯赫。
但在最近三十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工人經濟收入的相對優越和社會地位的絕對崇高，逐漸成為往日煙雲。
國企轉製，工人下崗，一度是工人境況的普遍性現象。
個體戶的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階層由於其經濟收入的豐厚而在社會地位上逐漸超越了往昔風光一時的工人。
後來叫做公務員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其收入的穩定和相對優裕，特別是其社會地位的日漸顯赫，使得工人自愧不如。
知識分子的情況，如前所述，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延伸和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收入日見改善，地位日漸提升，在世俗的觀念中，已非工人所能比擬。
這樣，公務員、知識分子、商人，其收入和地位都在工人之上，工人由過去的核心、中心、重心而邊緣化顯而易見。
當然，並非所有工人都邊緣化了，這裏說的主要是指整個階層的工人地位的邊緣化。
大型國企特別是壟斷國企、外企、合資企業，甚至大型私企（比如華為之類），其工人的收入和在社會上的地位仍然屬於令人羨慕之列。
農民地位的邊緣化最為令人歎息。
農民曆來收入不高，但一度在憲法和法律的層麵被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被看成是和工人一樣的國家支柱力量。
但在後來的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發展旨趣遮蔽了農民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商業文明的勃興使得流通領域充滿了商家的影子，甚至，本應農民所得的若幹方麵，也被不合理的商業流通體製給榨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