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被老爺子怒斥的臉色鐵青，卻又不敢頂撞的趙國棟，就說陳烈他們回到了公司。
在陳烈的辦公室裏，大家都在會客用沙發上坐著，氣氛有點沮喪。從剛才陳烈在省政府說了那番話開始，大家就都在沉思著什麼，尤其是看到陳烈滿眼的淚水，為貧苦百姓吼著不公的時候，尤其是在陳烈說“78年的18人血書，那就是百姓們對無私奉獻以後的疑問，那就是百姓們對貧苦生活的怒吼。”
78年小港村18個普通的農民按血手印，聲稱如果被抓或判刑，自己的孩子托付大家幫他們養到18歲，也是以這樣的悲壯拉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
可往深處想想，這不是作為人民的代表，作為國家的代表最應該做的事情嗎？為什麼要讓貧民以抵押生命的方式來換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權力？讓國民過上幸福生活不是執政黨的基本義務嗎？為什麼非要等到國民們忍無可忍了才去進行？難道幸福的生活隻是國民們自發的去引導和創造嗎？這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在回公司的一路上，這些華夏精英們都在思考著到底是哪裏出了錯？戰敗的日本和德國在廢墟上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又滿血複活了，再次成為了經濟強國，而且和華夏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當然，是負差。而華夏建國38年卻還在貧困線下苦苦掙紮。在沒有陳烈的慷慨激昂的評述國際與民眾之間的依從關係的時候，他們因為在國內的潛移默化的教育體係下，不會真的認為自己可以選擇思想或是選擇生活。國家大事不就應該由當權者來決定和代表嗎？作為螻蟻小民不是隻需要跟著做就可以了嗎？自己的勞動成果能被國家認可和需要，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耀了，怎麼可以和國家談論付出和回報呢？
雖然他們在留學國外的時候，也羨慕國外民眾的生活，也期待有一天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洋房小車。雖然羨慕，但也僅僅是羨慕而已，因為他們堅信，在他們信任和愛戴的國家領導人的努力下，這樣的生活也會被創造出來。看看，改革不是已經在進行了嗎？幸福的未來不是已經開始初露端倪了嗎？
大叔王寶泉咳嗽了一聲，用唾液濕潤了下幹澀的喉嚨，有些勉強的為華夏的改革辯護著：“小烈，你說的這一切是不是有些極端了？一個國家由弱變強，那得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也許會很漫長，但畢竟是開始了變革，一切也會變好的啊。而且這場變革的主導也是中央提出和進行的，說明國家已經開始關注民生了，隻要華夏沒了階級鬥爭，國民生活會得到改善，國家也會越來越富強的。我們得學會相信國家，相信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劉穎他們也點了點頭，對大叔的論調很是認同。陳烈看著大家一臉的單純，心裏暗暗的歎口氣，有些事情在沒經曆以前，說什麼也是不會得到認可的，80年代的人們還是很純粹的，沒那麼多的雜亂思想。如果讓他們一下子接觸到一些21世紀的灰暗事件，估計他們的精神會一下子垮掉。因為他們不會接受當一個小女孩被汽車再三碾壓的時候，路過的行人有多麼的冷漠；他們不會接受一個善良的路人扶起摔倒的老人，卻被誣告成肇事禍首的時候的那種悲懣，那種無奈。而這樣的事情怎麼也不會出現在80年代，因為這時候的人們對守望相助的詞義還是很認同的，也願意去用行動來解釋這個詞語的價值。可這樣的事情在21世紀的華夏卻比比皆是，要是讓這時候的精英人才馬上接觸這些冷漠，他們會因為道德沙漠的降臨馬上瘋掉的。而造成這樣結果，最深處的原因就是因為在改革初期，單軌發展的成功，卻忽略了最最基本的東西。
陳烈無力與大叔他們展開辯論，因為他從大家的眼底也可以看出他們的不自信和底虛，懶得和他們計較。陳烈隻是和他們討論經濟方麵的事情：“有些事情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的，至於誰對誰錯也沒有必要去爭論，因為現在的你們也沒有任何能力去改變和印證。我們還是說說經濟方麵的問題吧，關於西方國家對華夏的新經濟侵略戰略，現在還是初級階段，還處於一種資本主義商業的本能行為。當華夏對外經濟政策進一步開放，並且外國的商業成果能夠得到具體的保護的時候，這種經濟侵略的戰略才會被有意識的鋪展開，當這種危害性巨大到被所有人認知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成了不可改變的事實，你們可想象到那個時候的華夏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嗎？人家隻要通過經濟行為就可以達到政治目的，通過經濟行為就可以得到戰爭得不到的巨量財富，而且還是源源不斷的得到。你們告訴我，真的到了那一步，我們該怎麼去抗爭？也許你們還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也許你們很相信執政黨的辨別能力，但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數字成為當地執政官員的升遷標準的時候，你們認為有多少官員會去保護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當政治成為一種職業的時候，你們認為有多少人會感性的思考大眾百姓的需求？當大眾的要求和自身的職業需求有了矛盾的時候，你們認為有多少官員可以把位置擺正，會把大眾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的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