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治安員又把“瘦男孩”綁在兩棟宿舍之間的大門上，並給他沷了幾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沒有半點要醒的意思。於是，“聰明”的治安員又想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騎著摩托車從十幾米外快速的衝向被綁的“瘦男孩”，在摩托車與“瘦男孩”直接撞擊三次後，“瘦男孩”終於醒了。
直至此時，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可能治安員們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開著三輛摩托車揚長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經血肉模糊。最後還是在幾個老鄉的挽扶下，勉強把他拖進了宿舍。
但早上剛一上班，廠方立刻把“瘦男孩”攆出了廠，並將帶他進廠的老鄉全部開除。後來聽說，“瘦男孩”根本站不起來，是被幾個老鄉抬走的。
梁洪權講到這裏，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懼地問：“那後來呢？‘瘦男孩’怎麼樣了？有沒有被送進醫院？”
梁洪權搖搖頭：“不久，我就離開那家皮革廠了，後來什麼情況不清楚。但可能不會進醫院，你想想，‘瘦男孩’連工作都沒找到，肯定沒錢。那時候，皮革廠普通工人一個月隻有兩百多元的工資，他的老鄉也一個比一個窮。”
張聲翔附合道：“現在打工者也還是一個比一個窮。”
梁洪權繼續說：“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記得每一個細節，而且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當時真恨自己的無能，如果我擁有一樣東西，我一定不會讓那件事發展下去。你們猜，我當時最想擁有的是什麼東西？”
我脫口而出：“錢，如果有錢你就可以幫他了。”
梁洪權卻眯起眼晴，嚴肅地說：“我想要的是槍，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槍，我一定要殺了那些毫無人性的東西！”
我忽然感覺麵前的這個人非常可怕！我剛從坎坷中走出來，我剛找到自己人生的歸宿，我想平平淡淡過日子，和王磊結婚、買房、生子，把我媽接過來，供我弟上大學。我不想和這種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響我現在穩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現在幾點了？”
王磊漫不經心地說：“剛剛十點，還早呢。”然後若有所思地說，“相對於暫住證，打工者更關心的問題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資什麼時候能真的漲？”
梁洪權更加激動了，憤怒道：“說起這事我就更氣了，狗屁的經濟學家！現在中國有一個經濟學家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但任何一個粗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邏輯。而這句話的潛台詞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勵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張聲翔冷笑道：“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早就喪失了做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良知！不僅是經濟學家，還有許多惡心的專家文人。曆史的發展規律己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當大多數的專家文人變成禦用，並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麵時，那麼，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
王磊說：“勞動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實涉及到一個社會價值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如果隻是ＧＤＰ和吸引外資的增長，那麼這樣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結果往往是以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為代價。由此導致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梁洪權搖搖頭：“即便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限製工資上漲也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舉動。日本上世紀６０年代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漲，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去限製勞動力工資上漲。而是借助這個機會提升勞動力質量，從而推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經濟結構和民眾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張聲翔隨聲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廠看似是資方主缺乏良心的產物，實際上是中國現在經濟模式及整個社會環境的產物。要消滅血汗工廠，僅僅依靠資方的良心是遠遠不夠的，當然，僅僅依靠經濟轉型也不夠，因為經濟轉型需要整個社會的轉型來配合。
梁洪權無奈地說：“人都是有良心的，隻是有時很無奈。因為國家太沒有擔當了，國家的製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時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說：“現在整個社會道德淪喪，在金錢麵前，良心一錢不值！中國人自古沒有特別強勢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個得到老百姓認可的政府無疑具有著極強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為模式的表率作用。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的道德滄喪，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張聲翔點點頭：“不但道德如此，經濟亦是如此。現在，我們的工資收入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子孫後代的資源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惡化的環境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們的國土也變成了外資的利潤，我不知道，到最後，我們國家還有什麼？”
我反駁道：“你們都太悲觀，太杞人憂天了。所有這些，政府不是看不到，他們好象也想改變呢。”
梁洪權冷冷地說：“沒有政治的透明和媒體的自由，一切都是治標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