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慍怒道：“如果當初遇難的是你的至親，你還會如此冷靜地分析嗎？”
聽了這話，他的臉立刻變得慘白，狂怒地盯著我！我沒有見過他如此狂怒，從來沒有！我知道，這種比喻是很不吉利，但話己出口，覆水難水。他還在盯著我，眼晴裏仿佛要噴出火來，我不由下意識地後退一步，膽怯地說：“你不要這樣看我，我隻是打個比方而己。”
他終於收回目光，拿出一根煙放在嘴邊，但激動得雙手直顫抖，打了幾次火機都沒有點著煙。
我不停地道歉：“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他終於點上了煙，低下頭，狠狠地抽著，我膽戰心驚地望著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了？好半天，他才抬起來，一字一頓地說：“好，我陪你去。”
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說真的？”
他慘然一笑：“我知道這對你很重要，若不去一趟山西，你一輩子都會有遺憾。雖然，我並不認為你可以找得到齊懷義。”
我苦笑道：“其實，經曆過這麼多，對於找到齊懷義，我早己經心灰意冷。但哪怕還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爭取。倘若這萬分之一的希望都破滅了，我才會死心。”
他愛憐地把我摟進懷裏：“你和我一樣執著，偏要等撞到南牆才會死心。”
我好奇地問：“你以前也撞過南牆麼？”
他搖了搖頭，卻什麼都沒有說。
我當即打了個電話到三叔家，讓三嬸喊二叔接電話。二叔去年在廣州白幹了一年，直到現在，連一分錢工資都沒有領到，回到家後，連嚇帶累就病倒了。病好後，背卻再也直不起來了。這樣的身體，就算他再想出來找工也沒人要了，隻好在家喂兔子、編葦席勉強度日。
二叔氣喘籲籲接了電話，著急地問：“海燕，你在那邊還好吧？”
我鼻子一酸：“二叔，我還好。”
二叔疑惑道：“那你找我，有事嗎？”
我小心翼翼地問：“二叔，我爸以前遇難的那個煤礦，在山西哪個地方？”
二叔恨恨道：“山西省大同市梁溝村，到死我都記得這個地名。”
我又問：“爸爸所在的煤礦叫什麼名字？”
二叔口氣十分無奈：“那是一家小煤礦，很多小煤礦礦主怕起名字會引起太多人注意，反而有風險。所以，根本就不起名字。”
我有些失望，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小煤礦，當地政府怎麼可能知道呢？不知道這個煤礦，就更不知道齊懷義了。
沒想到，我和王磊一說，他卻很有把握道：“這個你放心，小煤礦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和當地政府有著千絲萬縷和聯係，否則，無法生存。不過聽說那地方亂得很，我們不可以這樣貿然前往。”
我為難道：“那怎麼辦呢？”
他想了一想道：“你以前不是做過采編嗎？不如我們冒充記者去吧，聽說那邊假記者滿天飛。”
我點點頭。
接下來的時間裏，我和王磊分別照了相，然後聯係假證販子，之前有過做證假的經驗，所以這次做起來得心應手。我不但做了假記者證、假采訪證、假工作證，還作了假身份證。假身份證上，我叫王海燕，王磊叫楊磊。因為我在某新聞權威機構的東莞專題部呆過，所以我們辦的證件，都是以那家新聞權威機構的名義。本身名字也很響亮，無形中也想給自己壯壯膽。
王磊很快請了假，一個星期後，我們坐上了前往山西的列車。
１０月30日上午十時，我和王磊來到山西大市，然後坐上一輛公車前往梁溝村。從車窗向望去，幾十公裏沿線的群山被挖得千瘡百孔。
但公車是不通梁溝村，所以到了鎮上，我們隻好雇了一輛出租車。剛一上車，司機便笑著問：“你們是不是記者啊？”
我非常驚訝，我們做的假記者證，除了假證販子，就隻有我們兩個知道了，司機眼晴難會透視？
王磊卻鎮靜地問：“為什麼你要說我們是記者？”
司機得意道：“我的車經常被記者包，一聽你們是外地口音，我就知道是記者無疑了。”
原來這樣，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連聲說：“對，對，我們就是記者。”
在通往梁溝村的路上，我看到一幅熱火朝天的運煤場麵：一輛輛來自全國各省的大噸位貨車滿載著黑黑的煤炭，緩慢地行駛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路上撒滿了一道道黑色的煤屑，己經看不清原來的路麵。在一個煤檢站附近，等待檢查的運煤車更是排成了一字長龍，向後足足延伸了兩公裏。
望著煤檢站忙碌的工作人員，我同情地說：“這些工作人員雖然不象礦工那樣下井，但每天都和煤炭打交道，烏煙瘴氣的，應該也很辛苦吧。”
司機卻冷笑一聲：“他們辛苦？這就說錯了，好多人都爭著想進煤撿站呢。想當煤檢站站長，除了必須在煤炭公司或當地政府裏有關係，至少還得花個１００萬才能當上。就是當一個管五六個人的斑長，也得花１０萬以上。”
王磊也吃了一驚：“這麼貴？”
司機回頭望了望那些工作人員，羨慕地說：“貴是貴了點，但隻要能當上，一年撈回十倍是不成問題的。”
聽得我們目瞪口呆。
很快看到梁溝村，遠遠望去，整個村莊和土地都被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黑色。天空很是陰暗，甚至連空氣中都飄拂著黑色的顆粒。不一會兒，我就感覺臉上很難受，用紙巾一擦，雪白的紙巾立刻就黑了，仔細看去，是一粒粒細小的黑色顆粒。王磊更慘，不但臉上附著一層淡淡的黑色，原先雪白的襯衣領口變得白一塊黑一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