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才是歡樂”“創造是消滅死”，是羅曼•羅蘭這闋大交響樂中的基調，他所說的不朽，永生，神明，都當作如是觀。
我們尤須牢記的是，切不可狹義地把《約翰•克利斯朵夫》單看作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的傳記。藝術之所以成為人生的酵素，隻因為它含有豐滿無比的生命力。藝術家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模範，隻因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較最完全的一個。而所謂完全並非是圓滿無缺，而是顛撲不破地、再接再厲地向著比較圓滿無缺的前途邁進的意思。
然而單用上述幾點籠統的觀念還不足以概括本書的精神。譯者在第一冊卷首的獻辭和這段弁言的前節裏所說的，隻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書屬於一般的、普泛的方麵。換句話說，至此為止，我們的看法是對一幅肖像畫的看法，所見到的雖然也有特殊的征象，但演繹出來的結果是對於人類的一般的、概括式的領會。可是本書還有另外一副更錯雜的麵目——無異一幅巨大的曆史畫——不單是寫實的而且是象征的，含有預言意味的。作者把整個十九世紀末期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民族史、藝術史來做這個新英雄的背景。於是本書在描寫一個個人而涉及人類永久的使命與性格以外，更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時期的曆史性。
最顯著的對比，在卷四與卷五中占著一大半篇幅的，是德法兩個民族的比較研究。羅曼•羅蘭使青年的主人翁先對德國做一極其嚴正的批判：
“他們耗費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調和的事情加以調和。特別從德國戰勝以後，他們更想來一套令人作嘔的把戲，在新興的力和舊有的原則之間覓取妥協……吃敗仗的時候，大家說德國是愛護理想。現在把別人打敗了，大家說德國就是人類的理想。看到別的國家強盛，他們就像萊辛一樣地說‘愛國心不過是想做英雄的傾向，沒有它也不妨事’，並且自稱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頭了，他們便對於所謂‘法國式’的理想不勝輕蔑，對什麼世界和平，什麼博愛，什麼和衷共濟的進步，什麼人權，什麼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並且說最強的民族對別的民族可以有絕對的權利，而別的民族，就因為弱，所以對它絕對沒有權利可言。它是活的上帝，是觀念的化身，它的進步是用戰爭、暴行、壓力，來完成的……”（在此，讀者當注意這段文字是在本世紀初期寫的。）
\/羅曼•羅蘭像\/
盡量分析德國民族以後，克利斯朵夫便轉過來解剖法蘭西了。卷五用的“節場”這個名稱就是含有十足暴露性的。說起當時的巴黎樂壇時，作者認為“隻是一味的溫和、蒼白、麻木、貧血、憔悴……”又說那時的音樂家“所缺少的是意誌，是力；一切的天賦他們都齊備——隻少一樣：就是強烈的生命”。
“克利斯朵夫對那些音樂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惡心的，是他們的形式主義。他們之間隻討論形式一項。情操，性格，生命，都絕口不提！沒有一個人想到真正的音樂家是生活在音響的宇宙中的，他的歲月就寄於音樂的浪潮。音樂是他呼吸的空氣，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靈本身便是音樂；他所愛、所憎、所苦、所懼、所希望，又無一而非音樂……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強度來測量的，藝術這個殘缺不全的工具也不過想喚引生命罷了。但法國有多少人想到這一點呢？對這個化學家式的民族，音樂似乎隻是配合聲音的藝術。它把字母當作書本……”
等到述及文壇、戲劇界的時候，作者所描寫的又是一片頹廢的氣象，輕佻的癖習，金錢的臭味。詩歌與戲劇，在此拉丁文化的最後一個王朝裏，卻隻是“娛樂的商品”。籠罩著知識階級與上流社會的，隻有一股沉沉的死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