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近人用史料寫一般性的論文而彙成專集的，在上海還隻看見吳晗先生的《曆史的鏡子》一種。它不是一部論史的專著，而是以古證今，富於現實性、教育性、警告性的文集。全書十七篇短文，除二三篇外，大都以吾國黑暗的史料做骨幹；論列的範圍，從政治經濟到思想風尚，可說包羅了人類所有的活動。不過這些被檢討的活動全是反麵的，例如“政出多門，機構龐冗，橫征暴斂，法令滋彰，寵佞用事，民困無告，貨幣紊亂，盜賊橫行，水旱為災等等”，外加一個“最普遍最傳統的現象——貪汙”。因為作者是治史的學者，材料搜集相當豐富：上至帝皇卿相，下至門丁衙役，催征胥吏，那副醜態百出的嘴臉，都給描下了一個簡單而鮮明的輪廓，在讀者心頭喚引起無數熟悉的影子：仿佛千百年前的貪官汙吏，暴君廠衙，到現在都還活在那裏，而且活得更有生氣，更凶惡殘忍，因而搜刮得更肥更富了。本來，生在今日的人們，什麼稀奇古怪的醜事聽得多，看得多，身受其苦的也不可勝數，所以對漢靈帝明神宗輩的貪贓枉法，也覺得稀鬆平常，情理得很。但在一個深思之士，偶爾攬鏡，發覺眼前種種可悲可痛的事原是由來已久，“與史實同壽”時，便不由不懍然於統治階級根性地為禍於國家人民之深遠慘烈，而覺悟到非群策群力，由民眾自己起來糾正製止，便不足以挽救危急的國運。
在這一點上，本書的作用決不止於暴露，也不止於以過去的黑暗反映現在的黑暗；作者不但在字裏行間隨時予人以積極的暗示，且還另有專篇論列人治與法治的問題。《曆史上君權的限製》一文，尤其有意義：它除了糾正近人厚誣古人的通病，還曆史以真麵目外，並且為努力民主運動的人士供給了很好的資料，同時也給現時國內的法西斯主義者一個當頭棒喝。自漢至明，尤其是三唐兩宋，君主政體縱說不上近代立憲的意義，至少還勝於十三世紀時英國大憲章的精神。君主的意誌、命令、權力，廣泛的受著審查、合議、台諫和信天敬祖的傳統限製，和今日號稱民國的政府相比之下，不論在名義上或事實上，法治精神皆有天壤之別。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時代，都不乏大小臣工死諫的實例；近人很多以“忠於主子”“愚忠”一類的話相譏；其實他們的“忠君”都有“愛國”的意識相伴；而且以言事得罪甚至致死的人，維護法律維護真理的熱忱與執著，也未必有遜於革命的誌士烈士或科學界的巨人如迦裏萊之流。反觀八年抗戰，版圖喪失大半，降賊的高官前後踵接，殉職死事的將吏絕無僅有；試問誰還能有心腸去責備前代的“愚忠”？另一方麵，漢文帝、魏太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流的守法精神，又何嚐是現代的獨裁者所能夢見於萬一！而這些還都是五十年來舉國共棄的君主政體之下的事情。
當然，本書以文字的體裁關係，多半是大題小做，像作者所說的“簡筆畫”的手法；對各個專題的處理，較偏於啟示性質；在闡發探討方麵的功夫是不夠的，結論也有過於匆促簡略的地方，甚至理論上很顯著的漏洞亦所不免。例如《論社會風氣》，作者篇首即肯定移風易俗之責在於中層階級；後來又把中層階級的消滅列為目前幾種社會變化的第一項；結論卻說：“在被淘汰中的中層集團，除開現實的生活問題以外，似乎也應該繼承曆史所賦予的使命。對於社會風氣的轉移盡一點力量。”這種邏輯，未免令人想起“何不食肉糜”的故事。這等弊病，原因是作者單純地依賴史實，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方麵的推敲不夠透徹不夠深入。《治人與治法》《曆史上政治的向心力與離心力》諸篇，一部分也犯了這個毛病；而視野的狹隘，更使論據殘闕，分析難期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