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編輯部要我談談翻譯問題，把我難住了，多少年來多少人要我談，我都婉詞謝絕，因為有顧慮。談翻譯界現狀吧，怕估計形勢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一九五四年翻譯會議前，向領導提過一份意見書，也是奉領導之命寫的，曾經引起不少人的情緒，一之為甚，豈可再乎？談理論吧，淺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費筆墨；談得深入一些吧，個個人敝帚自珍，即使展開論戰，最後也很容易抬出見仁見智的話，不了了之。而且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的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不得已，談一些點點滴滴的經驗吧。
我有個缺點：把什麼事看得千難萬難，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說出版社指定的書，我不敢擔承，便是自己喜愛的作品也要躊躇再三。一九三八年譯《嘉爾曼》，事先畏縮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譯《老實人》，足足考慮了一年不敢動筆，直到試譯了萬把字，才通知出版社。至於巴爾紮克，更是遠在一九三八年就開始打主意的。
我這樣的躊躇當然有思想根源。第一，由於我熱愛文藝，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聖的事業，不但把損害藝術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並且介紹一件藝術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品，就覺得不能容忍，所以態度不知不覺地變得特別鄭重，思想變得很保守。譯者不深刻地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而每個人的理解、體會和感受，又受著性格的限製。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但即使對一見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想譯一部喜歡的作品要讀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節、故事，記得爛熟，分析徹底，人物曆曆如在目前。隱藏在字裏行間的微言大義也能慢慢咂摸出來。但做了這些功夫是不是翻譯的條件就具備了呢？不。因為翻譯作品不僅僅在於了解與體會，還需要進一步把我所了解的，體會的，又忠實又動人地表達出來。兩個性格相反的人成為知己的例子並不少，古語所謂剛柔相濟，相反相成；喜愛一部與自己的氣質迥不相侔的作品也很可能，但要表達這樣的作品等於要脫胎換骨，變作與我性情脾氣差別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個人。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氣質與我的各走極端，那倒好辦，不譯就是了。無奈大多數的情形是雙方的精神距離並不很明確，我的風格能否適應原作的風格，一時也摸不清。了解對方固然難，了解自己也不容易。比如我有幽默感而沒寫過幽默文章，有正義感而沒寫過匕首一般的雜文；麵對著服爾德那種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筆致清淡、幹淨素雅的寓言體小說，叫我怎能不逡巡畏縮，試過方知呢？《老實人》的譯文前後改過八道，原作的精神究竟傳出多少還是沒有把握。
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一）從文學的類別來說，譯書要認清自己的所短所長，不善於說理的人不必勉強譯理論書，不會作詩的人千萬不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無，連散文都不像，用哈哈鏡介紹作品，無異自甘做文藝的罪人。（二）從文學的派別來說，我們得弄清楚自己最適宜於哪一派：浪漫派還是古典派？寫實派還是現代派？每一派中又是哪幾個作家？同一作家又是哪幾部作品？我們的界限與適應力（幅度）隻能在實踐中見分曉。勉強不來的，即使試譯了幾萬字，也得“報廢”，毫不可惜；能適應的還須格外加工。測驗“適應”與否的第一個尺度，是對原作是否熱愛，因為感情與了解是互為因果的；第二個尺度是我們的藝術眼光，沒有相當的識見，很可能自以為適應，而實際隻是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