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鄭重將事的第二個原因，是學識不足，修養不夠。雖然我趣味比較廣，治學比較雜，但雜而不精，什麼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文學既以整個社會整個人為對象，自然牽涉到政治、經濟、哲學、科學、曆史、繪畫、雕塑、建築、音樂，以至天文地理、醫卜星相，無所不包。有些疑難，便是馳書國外找到了專家說明，因為國情不同，習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讀者懂。（像巴爾紮克那種工筆畫，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畫一張草圖，情節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長年感到苦悶。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離多麼遠。他們喜歡抽象，長於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於綜合。要不在精神上徹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麵搬過來，不但原文完全喪失了美感，連意義都晦澀難解，教讀者莫名其妙。這不過是求其達意，還沒有談到風格呢。原文的風格不論怎麼樣，總是統一的，完整的；譯文當然不能支離破碎。可是我們的語言還在成長的階段，沒有定形，沒有準則；另一方麵，規範化是文藝的大敵。我們有時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譯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問題；我重譯《克利斯朵夫》的動機，除了改正錯誤，主要是因為初譯本運用文言的方式，使譯文的風格駁雜不純。方言有時也得用，但太濃厚的中國地方色彩會妨礙原作的地方色彩。純粹用普通話吧，淡而無味，生趣索然，不能作為藝術工具。多讀中國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間也未必能收效，而且隻能對譯文的語彙與句法有所幫助；至於形成和諧完整的風格，更有賴於長期的藝術熏陶。像上麵說過的一樣，文字問題基本也是個藝術眼光的問題；要提高譯文，先得有個客觀標準，分得出文章的好壞。
文學的對象既然以人為主，人生經驗不豐富，就不能充分體會一部作品的妙處。而人情世故是沒有具體知識可學的。所以我們除了專業修養，廣泛涉獵以外，還得訓練我們觀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時要深入生活，了解人，關心人，關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趨地跟在偉大的作家後麵，把他的心曲訴說給讀者聽。因為文學家是解剖社會的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誌士一般的刻苦頑強。
以上說的翻譯條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遠呢！可是我不能因為能力薄弱而降低對自己的要求。藝術的高峰是客觀的存在，決不會原諒我的渺小而來遷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學問都是如此。
另外一點兒經驗，也可以附帶說說。我最初從事翻譯是在國外求學的時期，目的單單為學習外文，譯過梅裏美和都德的幾部小說，非但沒想到投稿，譯文後來怎麼丟的都記不起來：這也不足為奇，誰珍惜青年時代的課卷呢？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間，因為愛好音樂，受到羅曼•羅蘭作品的啟示，便譯了《貝多芬傳》，寄給商務印書館，被退回了；一九三三年譯了莫羅阿的《戀愛與犧牲》寄給開明，被退回了（上述兩種以後都是重新譯過的）。那時被退的譯稿當然不止這兩部；但我從來沒有什麼不滿的情緒，因為總認為自己程度不夠。事後證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錯；因為過了幾年，再看一遍舊稿，覺得當年的編輯沒有把我幼稚的譯文出版，真是萬幸。和我同輩的作家大半都有類似的經曆。甘心情願地多做幾年學徒，原是當時普遍的風氣。假如從舊社會中來的人還不是一無足取的話，這個風氣似乎值得現代的青年再來提倡一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