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一八二八—一八九三）自幼博聞強記，長於抽象思維，老師預言他是“為思想而生活”的人。中學時代成績卓越，文理各科都名列第一；一八四八年又以第一名考入國立高等師範，專攻哲學。一八五一年畢業後任中學教員，不久即以政見與當局不合而辭職，以寫作為專業。他和許多學者一樣，不僅長於希臘文、拉丁文，並且很早精通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一八五八至七一年間遊曆英、比、荷、意、德諸國。一八六四年起應巴黎美術學校之聘，擔任美術史講座；一八七一年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一年。他一生沒有遭遇重大事故，完全過著書齋生活，便是旅行也是為研究學問搜集材料；但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對他刺激很大，成為他研究“現代法蘭西淵源”的主要原因。
他的重要著作，在文學史及文學批評方麵有《拉封丹及其寓言》（一八五四），《英國文學史》（一八六四—一八六九），《評論集》，《評論續集》，《評論後集》（一八五八，一八六五，一八九四）；在哲學方麵有《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家研究》（一八五七），《論智力》（一八七〇）；在曆史方麵有《現代法蘭西的淵源》十二卷（一八七一—一八九四）；在藝術批評方麵有《意大利遊記》（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及《藝術哲學》（一八六五—一八六九）。列在計劃中而沒有寫成的作品有《論意誌》及《現代法蘭西的淵源》的其他各卷，專論法國社會與法國家庭的部分。
《藝術哲學》一書原係按講課進程陸續印行，次序及標題也與定稿稍有出入：一八六五年先出《藝術哲學》（即今第一編），一八六六年續出《意大利的藝術哲學》（今第二編），一八六七年出《藝術中的理想》（今第五編），一八六八至六九年續出《尼德蘭的藝術哲學》和《希臘的藝術哲學》（今第三、四編）。
泰納受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界的影響極深，特別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在哲學家中服膺德國的黑格爾和法國十八世紀的孔提亞克。他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無論物質方麵的或精神方麵的，都可以解釋；一切事物的產生，發展，演變，消滅，都有規律可尋。他的治學方法是“從事實出發，不從主義出發；不是提出教訓而是探求規律，證明規律”；換句話說，他研究學問的目的是解釋事物。他在本書中說：“科學同情各種藝術形式和各種藝術流派，對完全相反的形式與派別一視同仁，把它們看作人類精神的不同的表現，認為形式與派別越多越相反，人類的精神麵貌就表現得越多越新穎。植物學用同樣的興趣時而研究橘樹和棕樹，時而研究鬆樹和樺樹；美學的態度也一樣，美學本身便是一種實用植物學。”這個說法似乎他是取的純客觀態度，把一切事物等量齊觀；但事實上這僅僅指他做學問的方法，而並不代表他的人生觀。他承認“幻想世界中的事物像現實世界中的一樣有不同的等級，因為有不同的價值”。他提出藝術品表現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作為衡量藝術品價值的尺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征的有益程度，因為他所謂有益的特征是指幫助個體與集體生存與發展的特征。可見他仍然有他的道德觀點與社會觀點。在他看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麵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這個理論早在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近至十九世紀泰納的前輩聖伯夫，都曾經提到；但到了泰納手中才發展為一個嚴密與完整的學說，並以大量的史實為論證。他關於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的著作，都以這個學說為中心思想；而他一切涉及批評與理論的著作，又無處不提供豐富的史料做證明。英國有位批評家說：“泰納的作品好比一幅圖畫，曆史就是鑲嵌這幅圖畫的框子。”因為這緣故，他的《藝術哲學》同時就是一部藝術史。
從種族、環境、時代三個原則出發，泰納舉出許多顯著的例子說明偉大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而隻是一個藝術家家族的傑出的代表，有如百花盛開的園林中的一朵更美豔的花，一株茂盛的植物的“一根最高的枝條”。而在藝術家家族背後還有更廣大的群眾，“我們隔了幾世紀隻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的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複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隻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他又以每種植物隻能在適當的天時地利中生長為例，說明每種藝術的品種和流派隻能在特殊的精神氣候中產生，從而指出藝術家必須適應社會的環境，滿足社會的要求，否則就要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