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近以來，音樂才開始取得它在一般曆史上應占的地位。忽視了人類精神最深刻的一種表現，而謂可以窺探人類精神的進化，真是一件怪事。一個國家的政治生命，隻是它的最淺薄的麵目。要認識它內心的生命和行動的淵源，必得要從文學、哲學、藝術，那些反映著這個民族的思想、熱情與幻夢的各方麵，去滲透它的靈魂。
大家知道文學所貢獻於曆史的資料，例如高乃依[1]的詩，笛卡爾[2]的哲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的法國民族。假使我們沒有熟悉百科全書的主張，及十八世紀的沙龍的精神，那末，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將成為毫無生命的陳跡。
\/笛卡爾像\/
大家也知道，形象美術對於認識時代這一點上，供給多少寶貴的材料：它不啻是時代的麵貌，它把當時的人品、舉止、衣飾、習尚、日常生活的全部，在我們眼底重新映演。一切政治革命都在藝術革命中引起反響。一國的生命是全部現象——經濟現象和藝術現象——聯合起來的有機體，哥特式建築的共同點與不同點，使十九世紀的維奧萊-勒-杜克[3]追尋出十二世紀各國通商要道。對於建築部分的研究，例如鍾樓，就可以看出法國王朝的進步，及首都建築對於省會建築之影響。但是藝術的曆史效用，尤在使我們與一個時代的心靈，及時代感覺的背景接觸。在表麵上，文學與哲學所供給我們的材料，最為明白，而它們對於一個時代的性格，也能歸納在確切不移的公式中，但它們的單純化的功效是勉強的，不自然的，而我們所得的觀念，也是貧弱而呆滯；至於藝術，卻是依了活動的人生模塑的。而且藝術的領域，較之文學要廣大得多。法國的藝術，已經有十個世紀的曆史，但我們往常隻是依據了四世紀文學，來判斷法國思想。法國的中古藝術所顯示我們的內地生活，並沒有被法國的古典文學所道及。世界上很少國家的民族，像法國那般混雜。它包含著意大利人的、西班牙人的、德國人的、瑞士人的、英國人的、佛蘭德斯人的種種不同，甚至有時相反的民族與傳統。這些互相衝突的文化都因了法國政治的統一，才融合起來，獲得折衷，均衡。法國文學，的確表現了這種統一的情形，但它把組成法國民族性格的許多細微的不同點，卻完全忽視了。我們在凝視著法國哥特式教堂的玫瑰花瓣的彩色玻璃時，就想起往常批評法國民族特性的論見之偏執了。人家說法國人是理智而非幻想，樂觀而非荒誕，他的長處是素描而非色彩的。然而就是這個民族，曾創造了神秘的東方的玫瑰。
由此可見，藝術的認識可以擴大和改換對於一個民族的概念。單靠文學是不夠的。
這個概念，如果再由音樂來補充，將更怎樣的豐富而完滿！
音樂會把沒有感覺的人弄迷糊了。它的材料似乎是渺茫得捉摸不住，而且是無可理解，與現實無關的東西。那麼，曆史又能在音樂中間，找到什麼好處呢？
然而，第一，說音樂是如何抽象的這句話是不準確的；它和文學、戲劇、一個時代的生活，永遠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歌劇史對於風化史及交際史的參證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音樂的各種形式，關聯著一個社會的形式，而且使我們更能了解那個社會。在許多情形之下，音樂史並且與其他各種藝術史有十分密切的聯絡。各種藝術往往互相影響，甚至因了自然的演化，一種藝術常要越出它自己的範圍而侵入別種藝術的領土中去。有時是音樂成了繪畫，有時是繪畫成了音樂。米開朗琪羅曾經說過：“好的繪畫是音樂，是旋律。”各種藝術，並沒像理論家所說的，有怎樣不可超越的樊籬。一種藝術，可以承繼別一種藝術的精神，也可以在別種藝術中達到它理想的境界：這是同一種精神上的需要，在一種藝術中盡量發揮，以致打破了一種藝術的形式，而侵入其他一種藝術，以尋求表白思想的最完滿的形式。因此，音樂史的認識，對於造型美術史常是很需要的。
可是，就以音樂的元素來講，它的最大的意味，豈非因為它能使人們內心的秘密，長久地蘊蓄在心頭的情緒，找到一種借以表白的最自由的言語？音樂既然是最深刻與最自然的表現，則一種傾向往往在沒有言語、沒有事實證明之前，先有音樂的暗示。日耳曼民族覺醒的十年以前，就有《英雄交響曲》；德意誌帝國稱雄歐洲的前十年，也先有了瓦格納的《齊格弗裏德》（Siegfried）。
在某種情況之下，音樂竟是內心生活的唯一的表白——例如十七世紀的意大利與德國，它們的政治史所告訴我們的，隻有宮廷的醜史，外交和軍事的失敗，國內的荒歉，親王們的婚禮……那麼，這兩個民族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的複興，將如何解釋？隻有他們音樂家的作品，才使我們窺見他們一二世紀後中興的先兆。德國三十年戰爭的前後，正當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相繼遝來的時候，約翰•克裏斯托夫•巴赫（Johann Christoph Bach），約翰•米夏埃爾•巴赫[4]（Johann Michael Bach），正在歌唱他們偉大的堅實的信仰。外界的擾攘和紛亂，絲毫沒有動搖他們的信心。他們似乎都感到他們光明的前途。意大利的這個時代，亦是音樂極盛的時代，它的旋律與歌劇流行全歐，在宮廷旖旎風流的習尚中，暗示著快要覺醒而奮起的心靈。
此外，還有一個更顯著的例子。是羅馬帝國的崩潰，野蠻民族南侵，古文明漸次滅亡的時候，帝國末期的帝王，與野蠻民族的酋長，對於音樂，抱著同樣的熱情。第四世紀起，開始醞釀那著名的《格列高利聖歌》（Gregorian Chant）。這是基督教經過二百五十年的摧殘以後，終於獲得勝利的凱旋歌。它誕生的確期，大概在公元五四〇年至六〇〇年之間，正當高盧人與龍巴人南侵的時代。那時的曆史，隻是羅馬與野蠻民族的不斷的戰爭、殘殺、搶掠，那些最慘酷的記載；然而教皇格列高利手訂的宗教音樂已在歌唱未來的和平與希望了。它的單純、嚴肅、清明的風格，簡直像希臘浮雕一樣的和諧與平靜。瞧，這野蠻時代所產生的藝術，哪裏有一份野蠻氣息？而且，這不是隻在寺院內唱的歌曲，它是五六世紀以後，羅馬帝國中通俗流行的音樂，它並流行到英、德、法諸國的民間。各國的皇帝，終日不厭地學習，諦聽這宗教音樂。從沒有一種藝術比它更能代表時代的了。
由此，文明更可懂得，人類的生命在表麵上似乎是死滅了的時候，實際還是在繼續活躍。在世界紛亂、瓦解，以致破產的時候，人類卻在尋找他的永永不滅的生機。因此，所謂曆史上某時代的複興或頹唐，也許隻是文明依據了一部分現象而斷言的。一種藝術，可以有萎靡不振的階段，然而整個藝術絕沒有一刻是死亡的。它跟了情勢而變化，以找到適宜於表白自己的機會。當然，一個民族困頓於戰爭、疫癘之時，它的創造力很難由建築方麵表現，因為建築是需要金錢的，而且，如果當時的局勢不穩，那就絕沒有新建築的需求。即其他各種造型美術的發展，也是需要相當的閑暇與奢侈，優秀階級的嗜好，與當代文化的均衡。但在生活維艱、貧窮潦倒、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人類的創造力向外發展時，它就深藏涵蓄；而他尋覓幸福的永遠的需求，卻使他找到了別的藝術之路。這時候，美的性格，變成內心的了；它藏在深邃的藝術——詩與音樂中去。我確信人類的心靈是不死的，故無所謂死亡，亦無所謂再生。光焰永無熄滅之日，它不是照耀這種藝術，就是照耀那種藝術；好似文明，如果在這個民族中絕滅，就在別個民族中誕生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