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文明要看到人類精神活動的全部，必須把各種藝術史做一比較的研究。曆史的目的，原來就在乎人類思想的全部線索啊！
二
我們現在試把音樂之曆史的發展大略說一說吧。它的地位比一般人所想象的重要得多。在遠古，古老的文化中，音樂即已產生。希臘人把音樂當作與天文、醫學一樣可以澄清人類心魂的一種工具。柏拉圖認為音樂家實有教育的使命。在希臘人心目中，音樂不隻是一組悅耳的聲音的聯合，而是許多具有確切內容的建築。“最富智慧性的是什麼？——數目；最美的是什麼？——和諧”。並且，他們分別出某種節奏的音樂令人勇武，某一種又令人快樂。由此可見，當時人士重視音樂。柏拉圖對於音樂的審美趣味尤其卓越，他認為公元前七世紀奧林匹克曲調後，簡直沒有好的音樂可聽的了。然而，自希臘以降，沒有一個世紀不產生音樂的民族；甚至我們普遍認為最缺少音樂天稟的英國人，迄一六八八年革命時止，也一直是音樂的民族。
而且，世界上除了曆史的情形以外，還有什麼更有利於音樂的發展？音樂的興盛往往在別種藝術衰落的時候，這似乎是很自然的結果。我們上麵講述的幾個例子，中世紀野蠻民族南侵時代，十七世紀的意大利和德意誌，都足令我們相信這情形。而且這也是很合理的，既然音樂是個人的默想，它的存在，隻需一個靈魂與一個聲音。一個可憐蟲，艱苦窮困，幽錮在牢獄裏，與世界隔絕了，什麼也沒有了，但他可以創造出一部音樂或詩的傑作。
但這不過是音樂的許多形式中之一種罷了。音樂固然是個人的親切的藝術，可也算社會的藝術。它是幽思、痛苦的女兒，同時也是幸福、愉悅，甚至輕佻浮華的產物。它能夠適應、順從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時代的性格。在我們認識了它的曆史和它在各時代所取的種種形式之後，我們再不會覺得理論家所給予的定義之矛盾為可異了。有些音樂理論家說音樂是動的建築，又有些則說音樂是詩的心理學。有的把音樂當作造型的藝術；有的當作純粹表白精神的藝術。對於前者——音樂的要素是旋律（mélodie或譯曲調），後者則是和聲（harmonie）。實際上，這一切都對的，他們一樣有理。曆史的要點，並非使人疑惑一切，而是使人部分地相信一切，使人懂得在許多相互衝突的理論中，某一種學說是對於曆史上某一個時期是準確的，另一學說又是對於曆史上另一時期是準確的。在建築家的民族中，如十五、十六世紀的法國與佛蘭德斯民族音樂是音的建築。在具有形的感覺與素養的民族，如意大利那種雕刻家與畫家的民族中，音樂是素描、線條、旋律、造型的美。在德國人那種詩人與哲學家的民族中，音樂是內心的詩，抒情的告白，哲學的幻想。在佛朗索瓦一世與查理九世的朝代（十五、十六世紀），音樂是宮廷中風雅與詩意的藝術。在宗教革命的時代，它是歌舞升平的藝術。十八世紀則是沙龍的藝術。大革命前期，它又成了革命人格的抒情詩。總而言之，沒有一種方式可以限製音樂。它是世紀的歌聲，曆史的花朵；它在人類的痛苦與歡樂下麵同樣地滋長蓬勃。
三
我們在上麵已經講過音樂在希臘時代的發展過程。它不獨具有教育的功用，並且和其他的藝術、科學、文學，尤其是戲劇，發生密切的關係。漸漸地，純粹音樂——器樂，在希臘時代占據了主要地位。羅馬帝國的君主，如尼祿（Nero）、狄托（Titus）、哈德良（Hadrianus）、卡裏古拉（Caligula）……都是醉心音樂的人。
隨後，基督教又借了音樂的力量去征服人類的心靈。公元四世紀時的聖安布魯瓦茲（Saint Ambroise）曾經說過：“它用了曲調與聖詩的魔力去蠱惑民眾。”的確，我們看到在羅馬帝國的各種藝術中，隻有音樂雖然經過多少變亂，仍舊完美地保存著，而且，在羅馬與哥特時代，更加突飛猛進。聖多瑪氏說：“它在七種自由藝術中占據第一位，是人類的學問中最高貴的一種。”在沙特爾（Chartres）城，自十一至十四世紀，存在著一個理論的與實習的音樂學派。圖盧茲（Toulouse）大學，在十三世紀已有音樂的課程。十三至十五世紀的巴黎，為當時音樂的中心，大學教授的名單上，有多少是當代的音樂理論家！但那時音樂美與現代的當然不同，他們認為音樂是無個性的藝術（L''''art impersonnel），需要清明鎮靜的心神與澄澈透辟的理智。十三世紀的理論家說：“要寫最美的音樂的最大的阻礙，是心中的煩愁。”這是遺留下來的希臘藝術理論。它的精神上的原因，是合理的而非神秘的，智慧的而非抒情的；社會的原因，是思想與實力的聯合，不論是何種特殊的個人思想，都要和眾人的思想提攜。但對於這種古典的學說，老早就有一種騎士式詩的藝術，一種熱烈的情詩與之崛起對抗。
十四世紀初，意大利已經發生文藝複興的先聲，在但丁、彼得拉克（Petrarque）、喬托的時代，翡冷翠的馬德裏加爾（madrigal）式的情歌、獵曲，流傳於歐洲全部。十五世紀初葉，產生了用於伴奏的富麗的聲樂。輕佻浮俗的音樂中的自由精神，居然深入宗教藝術，以致在十五世紀末，音樂達到與其他的藝術同樣光華燦爛的頂點。佛蘭德斯的對位學家是全歐最著名的技術專家。他們的作品都是華美的音的建築，繁複的節奏，最初並不是側重於造型的。可是到了十五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在別種藝術中已經得勢的個人主義，亦在音樂中蘇醒了；人格的意識，自然的景慕，一一回複了。
自然的模仿，熱情的表白：這是在當時人眼中的文藝複興與音樂的特點；他們認為這應該是這種藝術的特殊的機能。從此以後，直至現代，音樂便繼續著這條路徑在發展。但那時代音樂的卓越的優長，尤其是它的形象美除了韓德爾和莫紮特的若幹作品以外，恐怕從來沒有別的時代的音樂足以和它媲美。這是純美的世紀，它到處都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麵，精神科學的各門類，都講究“純美”。音樂與詩的結合從來沒有比查理九世朝代更密切的了。十六世紀的法國詩人多拉（Dorat）、若代爾（Jodelle）、貝洛（Belleau），都唱著頌讚自然的幽美的詩歌；大詩人龍薩（Ronsard）說過：“沒有音樂性，詩歌將失掉了它的嫵媚；正如沒有詩歌一般的旋律，音樂將成為僵死一樣。”詩人巴伊夫（Baif）在法國創力詩與音樂學院，努力想創造一種專門歌唱的文字，把他自己用拉丁和希臘韻所作的詩來試驗：他的大膽與創造力實非今日的詩人或音樂家所能想象。法國的音樂性已經達到頂點，它不複是一個階級的享樂，而是整個國家的藝術，貴族、知識階級、中產階級、平民，舊教和新教的寺院，都一致為音樂而興奮。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女王（十五—十六世紀）時代的英國，馬丁路德（十五—十六世紀）時代的德國，加爾文時代的日內瓦，利奧十世治下的羅馬，都有同樣昌盛的音樂。它是文藝複興最後一枝花朵，也是最普及於歐羅巴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