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婚姻，他和最敬愛的父親幾乎決裂，至死沒有完全恢複感情。而婚後的生活又是無窮無盡的煩惱：九年之中搬了十二次家；生了六個孩子，夭殤了四個。公斯當斯•韋柏產前產後老是鬧病，需要名貴的藥品，需要到巴登溫泉去療養。分娩以前要準備迎接嬰兒，接著又往往要準備埋葬。當鋪是莫紮特常去的地方，放高利貸的債主成為他唯一的救星。
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莫紮特還是終身不斷地創作。貧窮、疾病、妒忌、傾軋，日常生活中一切瑣瑣碎碎的困擾都不能使他消沉；樂天的心情一絲一毫都沒受到損害。所以他的作品從來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沒有憤怒與反抗的呼號，連掙紮的氣息都找不到。後世的人單聽他的音樂，萬萬想象不出他的遭遇而隻能認識他的心靈——多麼明智、多麼高貴、多麼純潔的心靈！音樂史家都說莫紮特的作品所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靈魂。是的，他從來不把藝術作為反抗的工具，作為受難的證人，而隻借來表現他的忍耐與天使般的溫柔。他自己得不到撫慰，卻永遠在撫慰別人。但最可欣幸的是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創造出來，甚至可以說他先天就獲得了這幸福，所以他反複不已地傳達給我們。精神的健康，理智與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決條件嗎？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渴望的嗎？以不斷的創造征服不斷的苦難，以永遠樂觀的心情應付殘酷的現實，不就是以光明消滅黑暗的具體實踐嗎？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臨於一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末莫紮特給我們的是無限的信心。把他清明寧靜的藝術和侘傺一世的生涯對比之下，我們更確信隻有熱愛生命才能克服憂患。莫紮特幾次說過：“人生多美啊！”這句話就是了解他藝術的鑰匙，也是他所以成為這樣偉大的主要因素。
雖然根據史實，莫紮特在言行與作品中並沒表現出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他的反抗薩爾茨堡大主教隻能證明他藝術家的傲骨），也談不到人類大團結的理想，像貝多芬的《合唱交響曲》所表現的那樣；但一切大藝術家都受時代的限製，同時也有不受時代限製的普遍性——人間性。莫紮特以他樸素天真的語調和溫婉蘊藉的風格，所歌頌的和平、友愛、幸福的境界，正是全人類自始至終向往的最高目標，尤其是生在今日的我們所熱烈爭取，努力奮鬥的目標。
因此，我們紀念莫紮特二百周年誕辰的意義絕不止一個：不但他的絕世的才華與崇高的成就使我們景仰不止，他對德國歌劇的貢獻值得我們創造民族音樂的人揣摩學習，他的樸實而又典雅的藝術值得我們深深地體會；而且他的永遠樂觀，始終積極的精神，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勵；而他追求人類最高理想的人間性，更使我們和以後無數代的人民把他當作一個忠實的、親愛的、永遠給人安慰的朋友。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
[1] 瓦格納提到莫紮特時就說過：“意大利歌劇倒是由一個德國人提高到理想的完滿之境的。”
[2] 《後宮誘逃》的譯名與內容不符，茲為從俗起見，襲用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