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本刊編者要我談談傅聰的成長，認為他的學習經過可能對一般青年有所啟發。當然，我的教育方法是有缺點的；今日的傅聰，從整個發展來看也跟完美二字差得很遠。但優點也好，缺點也好，都可供人借鏡。現在先談談我對教育的幾個基本觀念：
第一，把人格看作主要，把知識與技術的傳授看作次要。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的教育重點，應當在倫理與道德方麵，不能允許任何一樁生活瑣事違反理性和最廣義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堅持真理，擁護正義，愛憎分明，守公德，守紀律，誠實不欺，質樸無華，勤勞耐苦為原則。
第二，把藝術教育隻當作全麵教育的一部分。讓孩子學藝術，並不一定要他成為藝術家。盡管傅聰很早學鋼琴，我卻始終準備他更弦易轍，按照發展情況而隨時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樂教育而論，也決不能僅僅培養音樂一門，正如學畫的不能單注意繪畫，學雕塑學戲劇的，不能隻注意雕塑與戲劇一樣，需要以全麵的文學藝術修養為基礎。
以上幾項原則可用具體事例來說明。
傅聰三歲至四歲之間，站在小凳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就愛聽古典音樂。隻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裏想：“不管他將來學哪一科，能有一個藝術園地耕種，他一輩子受用不盡。”我是存了這種心，才在他七歲半，進小學四年級的秋天，讓他開始學鋼琴的。
過了一年多，由於孩子學習進度快速，不能不減輕他的負擔，我便把他從小學撤回。這並非說我那時已決定他專學音樂，隻是認為小學的課程和鋼琴學習可能在家裏結合得更好。傅聰到十四歲為止，花在文史和別的學科上的時間，比花在琴上的為多。英文，數學的代數、幾何等等，另外請了老師。本國語文的教學主要由我自己掌握；從孔、孟、先秦諸子、戰國策、左傳、晏子春秋、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等上選材料，以富有倫理觀念與哲學氣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實為主，以古典詩歌與純文藝的散文為輔。用意是要把語文知識、道德觀念和文藝熏陶結合在一起。我還記得著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製政府的荒謬，也強調“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一類的民主思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種有關操守的教訓，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師”等等的生活作風。教學方法是從來不直接講解，是叫孩子事前準備，自己先講；不了解的文義，隻用旁敲側擊的言語指引他，讓他自己找出正確的答案來；誤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發許多問題，使他自動發覺他的矛盾。目的是培養孩子的思考能力與基本邏輯。不過這方法也是有條件的，在悟性較差、智力發達較遲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歲半，傅聰跟了前上海交響樂隊的創辦人兼指揮，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紀大鋼琴家李斯特的再傳弟子。傅聰在國內所受的唯一嚴格的鋼琴訓練，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門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聰換了幾個教師，沒有遇到合適的；教師們也覺得他是個問題兒童。同時也很不用功，而喜愛音樂的熱情並未稍減。從他開始學琴起，每次因為他練琴不努力而我鎖上琴，叫他不必再學的時候，每次他都對著琴哭得很傷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課不交卷，私下卻亂彈高深的作品，以致楊嘉仁先生也覺得無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規教育，讓他以同等學曆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個成見，認為一個不上不下的空頭藝術家最要不得，還不如安分守己學一門實科，對社會多少還能有貢獻。不久我們全家去昆明，孩子進了昆明的粵秀中學。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張，以同等學曆考入雲南大學外文係一年級。這期間，他的鋼琴學習完全停頓，隻偶爾為當地的合唱隊擔任伴奏。可是他學音樂的念頭並沒放棄，昆明的青年朋友們也覺得他長此蹉跎太可惜，勸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離開雲大，隻身回上海（我們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蘇聯籍的女鋼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學了一年。那時（傅聰十七歲）我才肯定傅聰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除了琴，那個時期他還跟老師念英國文學，自己閱讀不少政治理論的書籍。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了加拿大。從此到五四年八月，傅聰又沒有鋼琴老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