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關於他的政治認識問題，我是抓得很緊的。在他整個做人的教育，對國家的責任等等方麵，我始終認為自己的責任還沒有完，還需要繼續好幾年呢。波蘭人一般偏於自由散漫的風氣，從五四年起我就再三警告他提防，因為學藝術的人最易感染。據他暑假中所談，在華沙他一到使館，往往整天的走不出來，因為那麼多的國內書報吸引著他，可見他對國內一切是很關心的。先生來信所提，基本上和我所操心的完全一致。除了我經常去信督促，提高他警惕以外，恐怕也可以用別的更具體的辦法補充，比如每隔相當時候，要他回來進馬列學院學習二三個月(但同時需照顧他的專業，每天仍給以不少於四小時的練琴時間)。這是我一廂情願；主要是把他的專業學習和政治覺悟盡量結合得好。
在決定他今後學習計劃以前，我很願意專程來京與先生及各有關首長當麵詳談。倘荷讚同，請挑一個比較不太忙的時期，早日來信通知。至於將來回國以後的磨煉以何種方式為最宜，似乎更需要細商；因國內音樂界情形不簡單，而我在這方麵還能供給一些實際材料。
“群眾喜愛”與“接受程度”兩點，我與他在暑假中討論很多。他與先生談話後來信也提道：“夏部長希望我在國外學習時要想到國內群眾的需要，要盡到自己一份帶頭人的責任；這其實就是一個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的問題。我覺得他說得很對，也與我和爸爸在家裏的結論完全符合。”當然，這不僅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長期實踐的問題，逐漸適應客觀現實的問題。
近三五年來，我在教育傅聰的經曆中學得了不少東西。以他現階段的發展而論，一方麵固要嚴密注意他的思想情況，另一方麵也需要正確估計他的覺悟程度，否則往往收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有副作用。我自己水平不夠，倘先生能在這方麵時予指點，讓我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是非常感激的。
另外有件事需要報告先生。聰自十月底起，因波蘭政府收回“議會招待所”自用，已遷到外麵居住。當時曾借宿同學家中五六天，方才找到工人家裏的一間出租屋子，但他們不喜歡終日琴聲，故不久還要搬。學琴的人找住處不受歡迎是各國通例，不足為奇；而華沙音樂院的公共宿舍，三四人擠在一間屋內，琴房隔音設備不好，與國內情況相差無幾，也是事實。固然他不需要特殊待遇，但他的學習要求與別人不同，也難以要他住宿舍，自己聽不見琴聲，在他的程度上是極有害的。華沙房租奇昂，工人家一間屋每月即需六百茲羅提，而聰每月公費一共隻有六百五十茲羅提。原住議會招待所不要房租，但那時每月三分之二的開支，尚且靠得的蕭邦獎金存款及平日的音樂會收入(每月約淨收入二三百茲羅提)彌補。他的意思(暑假中說的)能自己掙錢補貼就好，不願多向國家開口。不過現在住外邊，房租既占了留學生公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搬家的事也要更為頻數，鋼琴搬動一次即需三百波幣，校音一次又是三百五十波幣，這些額外開支，不知他今後如何應付。
這封信耽誤先生不少時間，很抱歉。什麼時候需要我來京，乞早見告。匆此，即頌
著綏
弟傅雷拜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拙譯《查第格》想亦早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