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代官製：“從整個製度來看，與後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個官吏都擔負非常具體的任務。……冗官少恐怕是官僚製發展的表現，但也是官僚製尚處於初期階段的特點。”所謂“初期階段的表現”，除了簡單粗糙外還可做較積極的理解：官僚組織在初創時總是較為精幹有效的；此後隨時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貴族化因素便逐漸滋生積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級繁複等等。秦漢等級管理的簡單性中包含著草創的粗糙，但同時又是簡煉明快、富有新生朝氣的；唐宋入流、進階、磨勘、改官的複雜程序當然含有製度的進化，但過分的繁文縟節、繁瑣細密，也反映王朝已須為官僚的特權分配窮思殫慮，這部分事務畸形膨脹開來了。
唐宋的散階製，上承魏晉南北朝的製度餘緒。由於士族門閥政治東風送暖，魏晉以來官製中的品位因素百花爭豔。秦漢的領兵武職“將軍”，很快就虛銜化為軍階。各種冗官、名號、榮銜的滋生如雨後春筍。散官大夫在漢代隻是沒有固定職事，卻經常承擔臨時差使，魏晉以下則幾乎就是冗散或榮銜。漢代加官本來具有的職能意義，在此期也明顯淡化。南北朝時形成了東西省體製，兩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階、遷轉階梯及用作加銜。此外秘書著作之官、東宮侍從及府官僚掾，也因優遊無事、主要用於起家遷轉而大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製下，中正依門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擁有了一種作為官資的“門品”了。相關的各種選例，包括清濁有別、士庶有別、文武有別、官吏有別，都具有強烈的品位性質。後代好些品位性設置，都是此期發展起來的，例如重文輕武之製、流內流外之製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階就來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將軍號，而且與東西省散官呈沿革關係。
由唐宋而明清時代，轉折再度發生了。明代的散階形似唐宋而實已變質：唐代是據門蔭而授階、據階而授官，官職來自位階，或說以“階”為基準；明製卻是據官而授階的，有官職才有位階，散階通過入流和考滿來授受，並依職事變動相應調整，如此而已。所以學者認為明代散階僅是一種榮銜，不再有獨立於官品。清代官員的等級待遇進一步向實際職務傾斜，散階製繼續淡化、簡化，甚至混同於封贈，麵目全非了。
由此可見，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職類在曆代並非直線前行，而是存在著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穀。周代的“內爵”可以視為最早的品位分等，漢代祿秩等級則顯示了“附麗於職位”的鮮明特征；魏晉南北朝的“門品”等等製度，無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職的一個高峰，唐宋階官承其餘緒；明清時則又出現了向職位分等回歸的趨勢。
那些波峰和波穀不會無因而來，與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體的性格變遷，肯定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的不同傾向性的問題了。學者認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為中心”的，它有助於保障官僚的穩定感，使其不致因職位變動而喪失“級別”；職位的分等則是“以事為中心”的，體現了相對科學性、民主性，保證了效率和同工同酬。早期曆史文官製一般都呈品位分等，越傳統的社會越重身份，而“身份”就是一種從屬於個人的地位。例如，英國文官製的誕生較早，所以采用了品位分等之法、殘留著貴族色彩，與富有現代性的美國文官製相當不同。
進而這兩種分等就可以和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務取向”問題聯係起來。在“服務取向”的情況下，官僚隻有很小的自主性和拓展特權的天地，專製君王的鐵腕迫使他們成為動員資源、統一國家和壓製反抗的有效工具。而在“自利取向”情況下，官僚特權膨脹，擁有更大空間來牟取一己私利；官額膨脹而效率下降；官僚將官位僅僅視為薪俸之源，將之“私有化”甚至世襲化，並使自身“貴族化”了。我們假定：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與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貴族化”傾向具有更大親和性；重效率、“以事為中心”的職位之分等，則與官僚的“服務取向”呈內在契合關係。
由此來看曆代官階製變遷：周代官員的卿、大夫、士的品位性分等，與其時的封建貴族政治相為表裏。戰國急劇的官僚製化造成了身份製的斷裂，秦漢強硬的皇權“以吏治天下”，或說以“吏”的形象為百官定性定位，相應地，祿秩等級便呈現出從屬於職位的濃厚色彩。魏晉以降官僚階層大為“士族化”了，與士族門閥政治相應，此期等級製中的品位因素在帝國時代名列前茅。唐宋發達的散階製，一方麵殘留著上一時代的影響，敘階時“一切以門蔭結品”；同時“勞考進敘”之製又顯示，它已回歸於官僚政治範疇之內了。至如明清時代向職位分等的一定回歸，與學者所雲此期“專製皇權高度強化”、“官僚法律特權地位降低”，應該說直接相關。
對曆代品位製變遷的如上敘述，隻是個非常粗線條的勾勒；除了以上概括的5類品位安排之外，肯定還找得出更多的品位因素。曆代品位性等級的形態、來源，品位性官職的數量、類別紛繁錯綜且因時而異，其每一細微變化都可以折射出相關政治變遷；解析其間因果，便可以顯示中國古代政治體製的一些重要側麵。品位視角的官製研究，較之職能視角的官製研究，應該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