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器物中，我最迷戀鏡子，也最害怕鏡子。年輕的時候，我有一張還算標致的臉，迷戀鏡子，其實是迷戀自己。尤其是某一天，有女同學說我長得像某個明星，迷戀更甚。我記不清在哪裏聽過一句話，“鏡子窺視著我們”——我們打量著它，顯現的是一張你瞪著它，同時也被它瞪著的臉。
很多次，我看著鏡子中那張臉，它在不同的時間裏呈現出不同的狀態，或得意，或頹廢，或晦暗，或堅硬，或軟弱。在那裏，我庸常不堪的生活袒露著它的每一處肌理，像是刻意營造出的一種假象，虛幻而又深刻。在那裏，我穿我的衣，我睡我的覺，我們相安無事，而又彼此對望，兩不相欠。
當我在某一個清晨或者傍晚，注視那些消失的曆史人物，我試圖走近他們，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勞。時間還在，可是時代早已麵目全非。我們總想通過文字去打撈時間，可時間裏散失的不是殘肢斷骸，不是光怪陸離的人生故事，而是旺盛的腥氣或是心態的轉移。那些順流而下的時間，就像是我曾經迷戀的一麵麵鏡子，我看著它，它也同樣看著我。它看著我穿過一無是處的青年，走進謹小慎微的中年，走向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的年月，乃至最後的死亡。
那些轉瞬即逝的人和事，成了泡在時間藥劑裏的一個個標本，雖然存在，但已變形。我從不相信，我的文字能夠在這個鏡麵的世界裏安頓世道人心，我頂多是勉強完成對自己的交代，而這種交代又是如此潦草。我喜歡的一個歌手，二十年前高八度唱“不成熟的，快快成長；成熟了的，都通通地開放”；二十年後低八度吟“我想回頭望，把故事從頭講”。是他拒絕成長，還是時間讓他學會了放棄抵抗？
這個世界的聲音有著多元化的嘈雜，而我不願意做一個沒話找話的人。刷存在感有很多方式，而我偏偏選擇了文字，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讓我失去了很多生活的樂趣。可在這迅疾如電的人生短途中，我實在找不到比寫作更有意義的事。文字是時間饋贈人類最好的禮物，而我總是為自己一再陷入敘事的枯燥、視野和內心的逼仄而深感內疚，捶胸頓足。寫作靠天賦，而上天隻給了我一份蠻力。我隻能不停地耕作，用量的積累來完成質的提升；除此之外，我不知如何打發這滾滾而下的時間。幸好，我是農民的兒子，耕作是祖祖輩輩留下的活命技能。在選擇事件和人物時，我總是會選擇大時代的主流人物，畢竟他們才是中國曆史的推手與掌舵者。我寫他們，仍希望能夠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或者說通過內心的重演和借鑒，來疊加自己的人生，來達到對於中國曆史深層次的了解與感悟。
歐洲中世紀晚期，羅馬教廷為了籌集資金，開始授權神職人員四處販賣贖罪券。據說，那些領受了贖罪券的人們的罪過就能獲得神的赦免。從某種意義上看，這贖罪券更像是人生的萬能鑰匙。每一段人生都不可替代，所有的命運都殊途同歸。在命運和不公麵前，誰能祈求一張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贖罪券？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這些都是不存在的。在豐富的人性之下，世事有萬千答案，又何止一張贖罪券？
基於此，我想盡可能地打撈那些置身於時間洪流中的個體。他們大多是治世者，或置身於一個摧枯拉朽的時代，或置身於一個“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他們是大人物，同樣也是時間深處的小人物。他們所信奉的生存哲學和人性陰影上的矛盾，是時代的困惑、文化的困惑，是所有生命共同體的困惑。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英雄不可避免地與悲劇相攜而生。他們以刀鋒、以陰謀、以帝王術、以補天誌，去征服他們所處時代的途程。正因為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時間節點才會被人為地賦予了諸多的意義。是人主宰了國運，還是國運裹挾了人的命運？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六十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他的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
梁濟留下一句：“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他在遺言中寫道：“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
我不喜歡美人遲暮，我喜歡英雄老去。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人生中的破綻，都會在最後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原來他們的憤怒是如此虛張聲勢，原來他們的霸道是如此搖搖晃晃。他們被一再書寫，也被一再誤讀。他們是鏡子裏的我們，我們是現實裏的他們。老子在《道德經》裏最感歎的是我的大患在我“有生”，若我不是人，我有何患？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罷，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縮影。那些來自曆史現場的跺腳與呐喊，隻是時間的一小部分。如果把這一小部分當成曆史的真麵目，那無疑是一葉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