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對清官循吏的含義有著進一步的解釋：“吏有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智足以決斷，世稱曰能。奉法遵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這就是告訴世人當一個合格的官員需要哪些條件，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我們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清官意識其實是從民本思想那裏派生出來的一個定義。“安民”“保民”“養民”“為民請命”等思想行為，在曆代清官身上體現的都尤為突出。包拯說：“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係，當務安之為急。”另一方麵，清官還是官家對知識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喚，也是儒家正統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追求。儒家思想中有著明確的政治思想。孔夫子懷抱著“天下有道”“禮治”的社會理想，孟子也同樣憧憬著“仁政”，他們都為自己心中的理想行走在路上。而後世清官作為儒家的信徒，也同樣懷抱著這種理想。其實很多懷揣著政治理想的人在現實麵前被撞得鼻青眼腫，甚至搭進去身家性命也依然九死不悔。
1.王朝需要這塊“貞節牌坊”
萬曆十五年（1587年），大明朝的副部級官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這條消息猶如一道驚雷滾過陰霾沉沉的天空，卻沒有給這個步履沉重的帝國帶來任何的震動。相反，北京城裏的皇帝和負責人事的官員卻在這時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們再也不用為這個官僚集團中的道德模範的使用問題而絞盡腦汁。
對於海瑞死後的情形，史書有著相當生動的記載。海瑞去世後，他的生前摯友、時任僉禦史王用汲到家中探視，看見這樣一幅景象：海瑞房間所用的帷帳都是葛藤皮做的，而且都已經破損不堪，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補丁套補丁，破得不成樣子。一個國家副部級官員的生活居然寒酸到如此地步，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海瑞膝下無子，王用汲就承擔起喪葬事宜。
王用汲整理海瑞遺物。所謂遺物，也不過區區八兩俸銀、一頂頭巾、幾件舊衣服。這點兒財物，連下葬之資都不夠。現場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淚。在王用汲等人號召之下，同僚們湊份子將海瑞下葬。官員們的眼淚雖然是真實的，但這份感動裏裹著虛偽的成分。因為他們無法從海瑞這裏，獲取到體製帶給自己的那份溫暖。海瑞的形象越高大，他們內心的寒意就越發深重。海瑞從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與糾紛。他的人生信條和充滿爭議的個性既受世人尊重，也受體製中人所排斥。就連那些仰慕他的人，也沒幾個願意走他的路。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極為有限。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縣當教諭（相當於縣教育局局長兼公辦學校校長），他專門寫了《驛傳申文》和《驛傳論》兩篇文章。驛傳近似現在的招待所兼郵政局，與教育沒有任何關係，但是海瑞見那些往來的官員及其親友在招待所混吃混喝，用夫用馬，巨額負擔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實在不忍不說話。他認為，地方官為了獻媚於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這是為媚人而殺人。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剛剛從官場起步的海瑞在文章裏傳遞出一個什麼樣的信號？
——福建如今的官員，和洪武年間相比，不過增加幾個人而已，近日又裁減掉了市舶司的鎮守太監，在驛站流動的人員和洪武年間大致相等。有人整天抱怨說嚴格按太祖的製度辦事，驛站維持不下去，所以天天把製度改來改去，卻從不去認真思考為什麼洪武年間可以維持，為什麼現在就不行！
——他們還說什麼此一時，彼一時，說什麼洪武年間事情少，法律嚴，如今事情多，法律也更寬鬆。事情多，難道朝廷最近有什麼特別的差遣？法律寬鬆，難道朝廷修改了法律？
——就這麼些官員，就這麼多工作量，法律法規兩百年來也都沒改，不遵守太祖製定的驛站製度，分明是出於個人的私心，還找什麼借口！
海瑞最後所下的結論是：除了“求複國初”，也就是按太祖皇帝的規矩辦事以外，奢談其他任何措施，即便是“議事盡其變，防弊盡其周”，考慮得再周詳、再嚴謹，也無濟於事，“皆下策也”！
那麼讓我們再回到海瑞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萬曆十四年（1586年）。或許是因為感覺到了自己已經來日無多，海瑞給萬曆皇帝寫了一份奏疏。這份奏疏字字鋒芒，可謂入骨三分。如果說剛剛進入權力係統的海瑞，以一個小官僚的身份對國家體製的看法是“求複國初”，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規矩辦事；那麼經曆了將近三十年宦海浮沉的海瑞，此時的心態又會發生哪些變化？在這份奏疏裏，他如此寫道：
——皇帝勵精圖治，國家並沒有變好。這主要是因為對官場上的貪瀆之徒刑罰過輕。
——官員們要求朝廷對士大夫能夠以禮相待，對他們以禮相待，那又拿什麼對待無辜的百姓？
——如今天下貪汙腐敗成風，隻有恢複太祖皇帝貪汙八十貫就絞死的律令，以及剝皮實草的酷刑，才能扭轉貪風。
前後對照，我們會發現時間在變，可海瑞始終沒有改變。在這份奏疏背後，是海瑞心頭難以舒緩的怨氣。身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海瑞就像是帶著前世詛咒的複仇者，向這個既讓他忠實依附又令他極端厭惡的官僚群體發起一輪又一輪的攻擊。盡管如此，他生存的價值還是遠遠高於他的道德消耗指數。
在後太祖時代，高懸於帝國頂上的道德原則已被官僚集團悄然唾棄，然而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嗤之以鼻，還必須裝出奉為圭臬的樣子。這個時候海瑞橫空出世，立即占據了大明道德意識形態的製高點。海瑞的權力與隱權力即來源於此——皇帝需要以重用海瑞的行動來表明帝國對於道德意識形態的守護態度，即使朝臣們認為海瑞的道德標準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但道德旗幟做成的遮羞布卻是不能公然撕破的。
萬曆十四年四月和七月，留都南京的提學禦史（相當於主管教育線的監察部巡視員）房寰因為自負材諝，又受同僚鼓動，兩度上疏彈劾他的頂頭上司南京右都禦史（監察部長）海瑞，抨擊這位都禦史“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蒞官無一善狀，唯務詐誕以誇人，一言一動無不為士論所嗤笑”。措辭之強烈，近乎人身攻擊。
房寰鋒芒畢露，卻想不到他的奏疏摸到了老虎屁股，捅到了馬蜂窩。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錄了朝廷的反應：房寰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而按房寰政治對手的記述，則是“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政治對手的說法不可盡信，但也不可能全是虛飾之詞。當時的朝廷百官即使不是全都“切齒抱憤”，也一定被房寰的行為嚇壞了：這小子怎麼那麼膽大氣盛？
萬曆皇帝與內閣首輔申時行有意庇護房寰（據說房寰與申時行過從甚密），但也不得不擬旨斥責房寰“瀆擾”。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告訴房寰不要再惹是生非了。而被彈劾的右都禦史也上疏辯駁，並提出辭職。皇帝亦降旨讓他“安心供職，是非自有公論，不必多辯”。皇帝居中調停，希望能夠盡快結束這場爭吵。
但是事情沒有完。新科進士顧允成（他的兄弟就是後來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對房寰連疏醜詆都禦史的行徑不勝憤慨，聯合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參了房寰一本。這三位血氣方剛的士子在奏疏上說：“房寰妒賢醜正，簡直不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聖賢書，十餘歲時已知都禦史大人之盛名，即知以大人為榜樣。大人德高望重，堪稱當代偉人，萬代瞻仰，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而房寰大肆貪汙，與都禦史大人相比，宜愧且死，竟敢造言逞誣，臣等深為痛心！”
一心想要息事寧人的皇帝非常生氣，說房寰已經受到批評，三進士尚未授官就出位妄奏，“是何事體？好生輕肆！姑各革去冠帶，退回原籍”。不過，顧允成等雖被斥歸，但“士林高之”。不久，南京太仆寺卿（相當於交通部長）沈思孝又專疏為都禦史申辯，並彈劾房寰以私怨辱直臣，提請恢複顧允成等人冠帶。房寰也不是省油的燈，也上疏詆毀沈思孝與都禦史。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結果是沈思孝因“借事逞詞”受到皇帝斥責，房寰也“獲罪清議”，外放江西提學副使（相當於教育廳長）。
兩年後，即萬曆十六年，房寰疏攻海瑞的這樁公案又被提起。吏科都給事中（七品監察官）張鼎思與另一位陳姓給事中，共疏追論房寰諸種不法情事，為被他攻擊的都禦史大人鳴不平。此時房寰的老對手顧允成等三進士已經起用為官，自然也不會放過圍剿的機會。房寰見“眾咻不止”，而自己勢孤力薄，乃拋出幾份手柬（張、陳二給事中早年向他請托的私信），將張、陳二人搞得灰頭土臉。但房寰以私信當武器，極不厚道，有識者都很鄙視他。
皇帝大概也不敢再偏袒房寰了。這家夥再不處分，那些自命清流的言官士子就會沒完沒了地跳出來，鬧得朝廷雞犬不寧。於是房寰被貶謫，從此一蹶不振，而且落下千古罵名。明末史家談遷甚至對房寰無後幸災樂禍地說：“（房寰）今傳三世而絕。昔人雲：天道有記性，無急性。觀於房寰侍禦，天之記性，固未爽也。”
麵對清流集團的群起而攻之，房寰從不示弱，但是，在被釘上曆史的恥辱柱之後，他會不會為當初疏攻“當代偉人”的衝動感到後悔呢？房寰顯然低估了他所冒犯的都禦史大人的“道義權力”，它可以動員朝野上下的輿論力量，讓眾多富有道德理想的年輕官員前赴後繼，出來打抱不平，不把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房寰拉下馬，絕不罷休。
在海瑞被房寰連疏攻擊、朝廷清流奮起反擊、雙方吵得不亦樂乎之時，萬曆皇帝下了一道批示：“海瑞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我認為皇帝是在委婉地告訴“倒瑞派”：別鬧了，大明需要將海瑞這個“貞節牌坊”立起來。
不要小瞧了“貞節牌坊”的力量。後世論者常常隻注意皇帝的前半句評語，“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認為海瑞被當成了無用的權力裝飾品，而忽視後半句中“鎮雅俗、勵頹風”的深意。所謂“鎮雅俗、勵頹風”，其實可以理解為帝國對海瑞道德權力的承認與許可；而海瑞與道德意識形態的共振，更使他獲得了強大的隱權力。海瑞絕不是大可等閑視之的官場花瓶，盡管多數時候他被安排在花瓶性質的官職上，但是“花瓶”到了海瑞手裏，也是可以狠狠砸人的。
提起海瑞，不少論者都認為海瑞不得官心，在當時的官場上孤立無援，但我們從房寰事件中可以發現，海瑞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雖無嚴嵩、張居正的炙熱權勢，卻有強大的道德動員力，凜然而不可侵犯。縱然是首輔親信的房寰連疏攻擊也扳他不倒，反而被海瑞及他的追隨者扳倒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海瑞恪守祖製所塑造的“祖製”成了他的護身符。
2.治愈重而犯愈多
海瑞有一個強大的內心世界，而支撐這個強大內心世界的，就是他為之奮鬥終生的“祖製”。如果說孤獨的海瑞還有一個知心人，那麼這個人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朱元璋究竟在開國之初，為他的殉道者海瑞鋪陳了怎樣一幅畫麵，讓海瑞九死而不悔？
少年時的生活經曆深深地影響了朱元璋當國後的治國理念。朱元璋生來是一個赤貧者，是最接近社會底層的人，遭受過人間最為慘烈的困苦。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麵前念叨，自己在鄉下時，經常會看到官吏飲酒作樂、不務正業、欺壓百姓，鬧災時下鄉放賑的官員會公然把賑米賤價賣給大戶。對佃戶的租子，他們會千方百計搜刮盤剝，這些人這些事讓人可恨。每每想到那一幕幕的過往歲月；朱元璋的心裏就會升騰起憤怒之火，恨不得拔刀殺了那些人。
他曾經不止一次地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並且不止一次地重複過那兩個字：貪腐。
貪官是一群寄生於皇權肌體上的軟體動物，一群腦滿腸肥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當然不想破壞現有的秩序和遊戲規則。一個把利益看得太重的人是不敢承擔風險的，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和氣魄，他們的大腦已經萎縮到隻夠算計好處和傾軋同僚。作為寄生物種，他們一般不具有獨立性，隻具備依附功能。他們寄生於主子無所不能的權位中，有時甚至寄生於主子的痛苦中謀取利益。
明朝開國初年，朱元璋定下了曆代以來最低的俸祿。正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低薪製其實是基於儒家學說的一種政治傳統，隻不過其他朝代沒有低到明朝的地步。一方麵是官俸低得不足以維持正常開支，另一方麵是各級官員權力不受約束，製定各種土政策，進行各種亂收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官員們往自己口袋裏放錢，就像吃飯夾菜一樣輕輕鬆鬆。這種製度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導致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製度下，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做清官，不取一分一毫，結果就是忍受正常人無法忍受的貧窮。明代的著名清官軒倪“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秦弘“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另一種就是遵照官場慣例，通過土政策來維持開支，支撐關係網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們的欲望往往一發不可收拾。貪汙就像遇到了適合環境的細菌，不可抑止地瘋狂生長。
身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想要自己的王朝傳之久遠，必須要建立起一支高效廉潔，最主要的是聽話的、不給他添亂的官僚隊伍。建國初期，朱元璋並沒有想到要用滴血的屠刀為一個繼往開來的清明世界開道。他首先想到的完善帝國的官僚製度，比如他製定了大量的官員考核辦法。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以饒恕，唯有貪汙，一個也不能放過。他常常感歎：“我處亂世，不得不用重典。”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
對於製度性腐敗，曆代以來，對付的辦法隻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通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轉化人。
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無濟於事。曆代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為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為嚴苛。朱元璋經常對大臣們說：“‘節儉’二字，不但為治天下者所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若日用無窮，費用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公帑，剝削百姓，皆源於此。”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後，朱元璋先後頒布《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分別記錄了二百三十六條案例，懲治貪官汙吏的案例多達一百五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