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費的籌措尚且需要舉借外債，那麼慶典的費用又將如何籌措？從已經寅吃卯糧的清政府的財政狀況來看，用於慈禧慶典的費用，隻能是挪用、拚湊與搜刮，此外絕無他途。
黑雲壓城，日本所缺少的，隻是一個戰爭的借口。對於一心想要發動戰爭的日本而言，借口不過是一個幌子。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這一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李鴻章派總兵聶士成率900名清兵進入朝鮮，幫助朝鮮平定叛亂。日本人終於看到了機會，迅速派兵入侵朝鮮。
日本人做好了戰爭的一切準備，而李鴻章還幻想著利用外交手段平息這場戰爭。朝堂上，帝師翁同龢則以主戰派的姿態出現。如同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流派”官員一樣，翁同龢不懂軍事，隻知講大道理，紙上談兵。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個道理誰都懂，在翁同龢嘴裏，更是顯得義正詞嚴。
李鴻章對戰爭的前景並不樂觀。他認為，曆史上主戰派最好當，他們隻需要動動嘴皮子，就可以博得滿堂彩，輕而易舉地占領道德製高點，反正炮灰往往是別人家孩子。打了勝仗，證明他們正確；而打了敗仗，自然還有別人來背這個黑鍋。
《蜷廬隨筆》中記載了翁同龢的一句話：“正好借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這句話讓人聽了不僅毛骨悚然。顯然，當年的殺兄之仇並未在翁同龢的心頭泯滅，但他綁架了國家的命運，卻有違他所標榜的儒家道德標準。
如果沒有日本人摻和進來，朝堂上下“清”“濁”兩派的爭鬥不過是家裏的內務事，與前朝上演過的黨爭遊戲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生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黨爭也就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既然對手是日本，那就拿日本做自己的一麵鏡子。觀照之下，帝國官僚政治的弊端也就變得一目了然——“在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現代化的推進者們不忙於意識形態上的唇槍舌劍，而埋頭於紮實的製度建設”，隻談問題，不爭主義，紮紮實實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大清精英階層的分裂與爭鬥，則成了帝國內部的致命傷。
這剛好應驗了美國學者漢斯﹒庫恩的名言：“沒有人民主權觀念作為先導，民族主義是不可想象的。”清代黨爭幾乎將洋務運動、大清王朝和李鴻章本人都推向了絕路。1894年7月9日，甲午年八月初九，中、日兩軍在朝鮮劍拔弩張，雙方都聞到了戰爭的氣味。對於日本人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年份。他們的“大陸政策”執行得太早不行，強大的北洋艦隊是他們無法逾越的障礙；執行得太晚也不行，中國的政治處於巨大的變局中，清朝政府正式推行因光緒被廢黜而一度中斷的新政。這一年，可以說是日本人手裏的唯一一次良機。這一年，剛好是“整頓海陸軍”詔書提出的“十年準備期”的最後一年。
經過大清帝國自己的大肆宣傳，“定遠”號和“鎮遠”號這兩艘鐵甲艦早已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超級明星，“市井酒肆之間，無論老婦小兒，滿嘴念叨的都是‘定遠’號和‘鎮遠’號”。
後來在甲午海戰中擔任浪速號艦長的東鄉平八郎，當時還隻是個海軍大佐，他跑到港口觀察“定遠”艦。當他看見定遠主炮上晾滿剛洗的濕衣服，說：“這麼鬆懈！說不定可以打敗它！”
日本雖然沒有“定遠”號和“鎮遠”號，但是它有擊敗大清帝國的野心和決心。維新僅僅一年後，日本就從美國購進鐵甲艦“東”號，海軍建設開始起步。1870年，兵部大輔前原一誠提出擴建強大海軍的計劃，建議用20年時間，建造200艘大小軍艦，其中鐵甲艦50艘，以7年為一期，分三期實施。
為了能夠超過“定遠”號、“鎮遠”號，明治天皇節省宮內開銷，捐錢購買軍艦。皇太後也把自己珍藏的全部首飾捐獻給海軍。其實早在三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在明治維新中脫胎換骨的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但沒有人相信這個不起眼兒的東洋小國，會對大清帝國構成什麼威脅和挑戰。
從九月二十五日起，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進萬壽貢物，拉開了慈禧六旬慶典的序幕。從十月初一起，內外臣工“穿蟒袍補褂一月”，隆重的祝壽活動正式開始了。
光緒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慈禧太後的金輦出現在皇極門外，當她從金輦上下來時，上午的陽光剛好灑在她的身上，在她華麗的朝服上麵，鍍上了一層金色。她由西門而入，從東邊的石階步入皇極殿，在禦座上坐定，巨大的宮殿變得一片肅靜，隻聽得大臣們撩動長袍的聲音。
在光緒皇帝的率領之下，帝國的王公大臣們三跪九叩，山呼萬歲，數千人像潮水一樣起伏跪拜，像是排練了無數次的舞蹈，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和諧。那曲《海宇升平日之章》也悠然響起，在宮殿庭院上空久久回蕩。
如此宏闊的場麵，每個人都會對這個王朝具有的強大的組織能力驚歎不已。也難怪翁同龢會在他的日記裏留下一句感歎：“濟濟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記》）
而就在這一天，日軍攻占了遼南重鎮大連，並在旅順進行大屠殺。為此，那個彈丸之國也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慶典，那場慶典的規模，絲毫不遜於紫禁城內的這場萬壽慶典。彼處的慶典是民眾自發參加，來自前線的捷報讓整個國家陷入翻江倒海的狂喜之中。而此處的慶典卻是大臣們被強行召喚來給自己的主子賀壽。兩個對陣之國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攜手上演了這場曆史荒誕劇。
熬過冗長的慶祝程序之後，翁同龢等官員迫不及待地站起身來，滿臉的憂慮之色。就在他們魂不守舍、準備離席之時，慈禧下達的懿旨讓他徹底安頓了下來：賞賜皇帝和諸位王公大臣聽戲三日，一切軍國大事一概放下停辦。
那幾日，隔著窗子，慈禧太後應該能看到大臣們的身影明明滅滅。她也應該能夠猜得到發生了什麼。前線告急的軍情電報像雪片一樣飛進紫禁城。她看到翁同龢雙手哆嗦著將一份電文呈到皇帝麵前，她從這對君臣和師生的神色裏就能猜出八九不離十，無非是前線吃緊、前線又吃緊。
4.一個憤怒社會的標靶
夏天是太平洋季風來臨的時候，中日甲午戰爭，同樣以不可逆轉的風雨之勢席卷而來。1894年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海麵不宣而戰，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炮彈擊中“高升”號的鍋爐，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之後，鍋爐爆炸了，刺眼的火光之後，船的一部分變成無數的鐵片、黑煙飛上了天，遮天蔽日。整個船體劇烈地震動著，迅速開始下沉。
8月1日，光緒皇帝在齋戒三天之後，前往太廟行禮，隨後駕還養心殿。這天晚上，慈禧太後在純一齋看戲。就在宮殿的祥和氣氛中，中日兩國同時宣戰，甲午戰爭正式爆發。李鴻章被任命為清軍的最高統帥。第二天，聖旨又下，李鴻章被暫停穿黃馬褂和戴三眼翎的資格，最高統帥的位置不變。朝廷這一舉措，可以看作對李鴻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滿，也是對李鴻章的警示和激勵，希望李鴻章振作起來，在戰爭中有一個良好表現，以重新取得穿黃馬褂的殊榮。
仗是不能不打了，但打了兩個星期，李鴻章深知不能硬拚，硬件方麵自不是對手，軟件方麵，李鴻章亦深感“陸軍無帥，海軍諸將無才，殊可慮”，於是心裏仍然想著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這一爭端。
黃海之戰，清軍官兵作戰英勇，“鎮遠”號在作戰中，主炮中彈，一個炮手的頭骨當場炸碎，腦漿像柳絮一樣在海風中飄過。在他倒下的地方，另一炮手及時補上來。“來遠”號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彈時，腳跟被炮彈削去，竟依然奔跑如飛，直到他看見甲板上拖出的長長的血跡，才發現自己受傷。
隻有“濟遠”號、“廣甲”號臨陣逃脫。“濟遠”管帶方伯謙稱，“濟遠”漏水，火炮皆毀，不能出戰，所以退出戰場。它返回旅順港時，才把海戰的消息，帶給岸上的人們。
李鴻章就在這時獲得了關於海戰的電文，但關於戰果，他一無所知。沒有人比他更加焦急。他就像是一隻熱鍋上的螞蟻，等待著最後的結局。他知道，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維係在這場戰鬥中。海戰結束了，大海恢複了它的平靜。李鴻章的手裏，攥著丁汝昌在傷痛中給李鴻章寫下的一紙避重就輕的戰況彙報。他心緒難平，除了為死難的鄧世昌、林永升、陳金揆、黃建勳、林履中請恤，他決然奏請將方伯謙即行正法。24日清晨，方伯謙還在睡夢中就被從床上拖下來，穿著一身茄青色紡綢睡衣，押到黃金山下大船塢西麵的刑場上，他那顆呈現混沌狀態的腦袋被劊子手一刀剁了下來。
有人說，甲午之敗責任不在李鴻章，而在醇親王奕譞。為太後一人的雅興挪用軍費，以創建京師水操學堂為名，借洋款八十萬兩。如此做法，對於這個危患中的國度無異於自殺。李鴻章在麵對朝廷上下的責備與謾罵時，心有不甘地說：“假如海軍經費按年如數撥給，不過十年，北洋海軍船炮甲地球矣，何至大敗？此次之敗，我不任咎也！”
1880年，李鴻章的老部下劉銘傳就任台灣第一任巡撫。在任上，劉銘傳上了一道“請籌造鐵路折”，要求在台灣以及國內大興鐵路。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來到京城麵見慈禧時，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兒”——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條小小的鐵路，由法國商人全額讚助。李鴻章真是用心良苦，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朝廷決策者的一次鐵路交通的啟蒙教育。不久，一條長1500米的微型鐵路落成了，慈禧太後和大臣坐上了6節車廂的小火車，火車晃晃悠悠地在園內繞了一個大圈，比乘馬車坐轎子更穩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現代化的車輪滾滾。經過這一次切身體驗，慈禧的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她再也不反對修建鐵路了。5個月之後，清廷終於發布第一個關於興辦鐵路的正式文件。
李鴻章修鐵路的事情，同樣可以說明洋務運動的艱難，也可以說明李鴻章的苦心孤詣。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內容來看，他的著眼點一是在軍事上，如購船、購械、造船、築炮台等；二是在商務實行上，如鐵路、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說派留學生、設醫學堂等。可以說李鴻章考慮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識到在諸多方麵的落後，想奮起直追。
對於這個暮氣十足的帝國來說，絲毫的改變都有可能如蚍蜉撼樹，何況像李鴻章這樣大踏步地學習西方？器物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無一不是觀念的載體，中國人重器物，也不僅限於器物本身，比如商周的青銅器，就是國家權力和禮儀的象征。猶如電報電纜瓦解了傳統的風水觀，和洋務運動中的西洋器物一起進來的，當然是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思想。正是由於他倡導的物質革命，導致了科舉的終結、新式教育的興起，進而促使了傳統社會的徹底解體。
對於李鴻章的處境，知之者，莫過於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在談到中日戰爭前中國海軍的弱點時指出：“李忠於朝廷，但是他還負責處理許多緊迫的事務，他此時已成為全國督撫的領袖，集內政、外交、洋務、海防於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於應付每日遇到的政治問題，以致不能對北洋海軍諸多問題給予充分的注意。”
伊藤博文最後得出結論說：“李鴻章的任務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象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麵臨向清廷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爭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抵擋來自各方的不斷批評這多重的任務。清政府的弱點眾所周知。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它充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係的明爭暗鬥。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做出評判。”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梁啟超在比較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時講了這樣一段話：“伊（伊藤博文）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製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唯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1895年3月20日午後，李鴻章一行登上春帆樓。春帆樓位於一座小山丘上，麵朝大海。木製小樓看上去並不大，卻顯得錯落有致。日方將這裏作為和談場所，可能還是別有一番深意。
伊藤博文是馬關所屬的山口縣人，春帆樓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或許日本國改革的最初構想，也是他站在窗前麵朝大海時忽然生出的靈感。下關盛行吃河豚。而春帆樓，是開下關吃河豚風氣的名店。海邊建有軍港，冒著黑煙的軍艦往來穿梭。李鴻章看出了主人的意圖，除了顯示私人的勝利，更是在炫耀日本海軍的軍威。
談判的會議室擺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十多把椅子相對而設，左為賓，右為主。日方還特別在李鴻章的座位邊安置了一隻痰盂，似乎在提醒著人們，這位清國全權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
流水光陰，十年一夢，雖然已經是各自國家的權力代言人，可人畢竟是感性動物。那一天，伊藤博文見李鴻章進來，走過來握手致禮，然後按照事先擺放好的名簽各自落座。
談判桌前，故人相見，免不了一番唏噓與感慨。除了例行常規的討價還價，還有一些打哈哈的“閑談”，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是他們換位思考所做出的對比。李鴻章坐在談判長桌一側最大的紅色靠背椅上，他的名簽是：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大臣李鴻章。
他身邊依次是：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芳，頭等參讚官馬建忠。
清方的對麵，坐著日方談判代表和書記官，分別為：大日本帝國全權弁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弁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已代治。
長桌頂端座位上坐著頭等參讚官伍廷芳、外務書記官井上勝之助。
對麵的一端坐著：（大日本帝國）外務大臣秘書官中田敬義、外務省翻譯官陸奧廣吉。
雙方翻譯羅庚齡和楢原陳政分別坐在各自談判代表身後靠牆的位置。
李鴻章說：“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辦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博文說：“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
李鴻章說：“貴大臣之所為，皆係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
伊藤博文說：“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
在與李鴻章的首次談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鴻章提出的停戰條件是：日軍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一線所有城池和堡壘，駐紮在上述地區的清朝軍隊要將一切軍需用品交與日本軍隊；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由日本軍官管理；停戰期間日本軍隊一切駐紮費用開支由清政府負擔，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關、天津一線如果被日軍占領，將直接危及北京安全。這個停戰條件是清政府萬萬不會答應的。如果這一停戰條件被清政府駁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戰。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時隱藏了日軍正向台灣開進的事實，企圖在日軍占領台灣既成事實後，再逼李鴻章就範。
春帆樓上，中日兩國代表唇槍舌劍，談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時，一樁突發事件改變了談判的進程。3月24日下午4時，中日第三輪談判結束後，滿腹心事的李鴻章走出春帆樓，返回驛館。誰知，就在李鴻章快到驛館時，人群中突然竄出一名日本男子，在衛兵未及反應之時，朝李鴻章臉上開了槍。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潛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裏。
李鴻章左頰中彈，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隨員們趕快將其抬回驛館，由隨行的醫生馬上進行急救。幸好子彈沒有擊中要害。過了一會兒，李鴻章蘇醒過來。李鴻章畢竟經曆過大風大浪，麵對此突發事件，異常鎮靜，除了安慰隨行人員外，不忘叮囑隨員將換下來的血衣保存下來，不要洗掉血跡。麵對斑斑血跡的官服，這個七十三歲的老人算是為自己找到了一點兒安慰，他一聲長歎：“此血可以報國矣！”
李鴻章的傷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彈剛好卡在骨頭縫裏。子彈雖然留在了體內，但並沒有傷到眼睛。德國駐日公使館的醫生趕來為他看病。各國醫生會診之時，日本醫生建議開刀，但德國和法國醫生堅決反對。理由是：既然這顆子彈對李鴻章眼睛的正常工作無害，不如暫時留在體內。如果貿然開刀，將會危及李鴻章的性命。
李鴻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各國紛紛譴責日本這種不顧外交人員安危的行為。行刺事件發生後，馬關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經審訊，此人名叫小山豐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二十六歲，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在小山豐太郎看來，日本國之所以不能吞並朝鮮、踏上大陸，是因為有了李鴻章。現在，李鴻章又來到日本進行議和，更是憑其三寸不爛之舌挽救清國，阻止日本對中國的進攻。為了日本的前途，更為了激勵日本軍人向中國發動全麵進攻，小山豐太郎堅決反對中日議和，決心刺殺李鴻章。
小山的想法與日本政府此時的意圖大相徑庭。日本政府本來擬就的談判方略是借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然後見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擔心的是虎視眈眈的西洋各國坐收漁翁之利、趁火打劫，畢竟，日本也在甲午戰爭中耗盡了力量，而小山豐太郎的行為無異於授人以柄。難怪伊藤博文聞訊後氣急敗壞地發怒道：“這一事件的發生比戰場上一兩個師團的潰敗還要嚴重！”
日本政府沒有辦法，隻好答應“無條件停戰”。臉上纏著繃帶的李鴻章在床榻上讀到了日本擬定的和約草案。這無異於在他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令他身心俱痛。李鴻章比誰心裏都清楚，這場戰爭的輸贏其實早就已經注定了。軍事的失敗隻是一個表象，而政治的失敗才是真正的失敗。
李鴻章就像是一個日薄西山的帝國的謹小慎微的看門人，他的風度絲毫改變不了談判桌上的弱勢地位。結果不用等待，早就已經擺放在那裏，就像被人貼上了一張無法撕去的宿命標簽。
這是一張條件完全不對等的協議，草案內容主要有：
朝鮮自主；
將奉天以南領土、台灣及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賠償兵費3億兩白銀；
修訂通商條約，使日本在華的通商地位與歐美列強相同；
增加北京、重慶等七個通商口岸、允許各國輸入機器直接在華生產，等等。
4月10日，李鴻章麵纏繃帶、堅持帶傷回到談判桌前。雙方唇槍舌劍，有攻有守。或許是看到李鴻章受了槍傷，伊藤博文最後做了一億兩白銀的讓步。
李鴻章不甘心於此。關於賠款，他說：“賠款二萬萬，為數甚巨，不能擔當。”
伊藤博文說：“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巨矣……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
李鴻章說：“財源雖廣，無法可開。”
伊藤博文說：“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
李鴻章說：“中國請你來做首相怎樣？”
伊藤博文說：“當奏皇上，甚願前往。”
李鴻章說：“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為難光景細為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複戰。何苦相逼太甚？”
這次會談後，日本覺得需要給清廷施加點兒壓力了，於是又做出了派兵艦出兵大連灣的態勢。同時，李鴻章收到來自總理衙門的電報，要求他與日本訂約。4月15日，雙方舉行最後一輪會談。李鴻章仍要求日方減讓賠款總款。經一番討價還價後，日方同意每年貼兵費為50萬兩。17日，即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雙方全權代表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約。
《馬關條約》中有關遼東半島的條款如下：
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以鴨綠江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劃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又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界。遼東灣南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亦一並在所讓界內。
有關賠款的條款是：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
翁同龢在日記中寫：唯李相頻來電，皆議和要挾之款，不欲記，不忍記也。
這筆白銀對日本意味著什麼呢？兩億兩白銀，加上後來由於“三國幹涉還遼”追加的3000萬兩白銀，約合3.472億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隻有8000萬日元。也就是說，這筆賠款，相當於日本4年多的財政收入總和。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說：“一想到現在有3.5億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覺得無比地富裕。”
日本人從此懷著暴發戶的豪邁，陷入戰爭的賭博中不能自拔。
學者認為：“甲午戰爭對世界局勢的影響遠遠不僅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其影響仍然深刻存在，甚至可能再次空前激烈地爆發出來。”
李鴻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歸國的船隻，發誓從此不再踏上日本國土。兩年後，李鴻章從歐美歸來，當他途徑日本需要換船時，他讓隨從在兩船之間搭上板橋，從上麵直接走過，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1895年4月18日，當麵纏繃帶的李鴻章帶著《中日馬關條約》回到國內的時候，他感覺到前所未有的陌生。這種陌生感讓他心底生出一股寒意，就是置身於生死未卜的異國，也不曾有過這種感覺。
雖然是春天，他的心情卻像冬日裏鐵青色的天空，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他被自己所忠於的王朝拋棄了，他成了眾矢之的，成了一個憤怒社會的標靶。他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
回到天津以後，他稱病不出，隻是派人星夜進京，給總署呈送了《中日馬關條約》的正本。在此後，李鴻章一直留在天津與俄、法、德三國交涉，讓他們對日本施壓，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
8月28日，當他進京向光緒彙報所有情況後，皇帝陰沉著臉例行公事先慰問一番李鴻章的傷勢情況，然後話鋒一轉，聲音立即變得嚴厲起來：“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光緒說得義正詞嚴，李鴻章一下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隻得“引咎唯唯”，滿臉尷尬。
他就這樣一下子成了全國公敵，“李鴻章”三個字成了賣國賊的代名詞。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折從四麵八方雪片般地飛進紫禁城，落在光緒和慈禧的案頭。更有所謂的愛國人士在各種場合宣稱，要不惜一切暗殺李鴻章，以雪辱國之恥。
李鴻章深知宮廷政治的翻雲覆雨，隨時會將一個人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盡管他早就做好了準備，可是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他還是被嚇了一跳。光緒皇帝的聖旨適時地下達了，李鴻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實際上是保留“文華殿大學士”，算是給李鴻章留了一點兒麵子，讓他賦閑在京。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下子變得兩手空空。
就像李鴻章自己所說的那樣，終其一生，他也隻不過是一個裱糊匠，麵對一個破屋隻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既不能，也不願，更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