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等人在借洋槍隊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領略了鐵甲洋炮的厲害，也同時看到了世界在變。“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此三千餘年的大變局也。”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馬克思、恩格斯就曾預言，中國“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
甲午戰爭開戰初期，恩格斯又適時地做出判斷：“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禦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整個陳舊的社會製度也都在逐漸瓦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在李鴻章的思想深處，依然盤踞著東方大國的尊者意識。這種意識更像是一麵哈哈鏡，讓它難以還原世界的真實麵目。在他看來，西洋的文化與製度，和他們造出來的槍炮並沒有必然的聯係。他說：“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於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製於西人。”
大清國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唯有變，才能通。如何變，變到什麼程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大清國畢竟不同於日本，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全盤西化”，顯然是不現實的。彼時的大清，倘能循序漸進，已難能可貴。否則，再宏偉的改革藍圖，都會半途夭折。這一點，已經在後來的戊戌變法中得到充分的證明。戊戌變法的激進，帶來的不隻是改革的停滯，更是大幅度的倒退。
一個改革家生在彼時的中國，與生在彼時的日本，麵臨的境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與前者相比，後者的命運顯然要幸運得多。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文明精神，他認為“從國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文明狀況”。這樣的觀點頗有幾分“改造國民性”的味道。
口號喊得震天響，最後還是要落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上。另一位洋務大臣張之洞在他的專著《勸學篇》裏論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但是“中體西用”的觀點並不是他直接提出來的，而是江蘇的一個候補道吳之榛在蘇州辦學時提出的辦學宗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有著夾生飯意味，也有著投機的因素。洋務派們不承認自己的“體”出現了問題，更不想在政體上動大手術。在他們眼裏，腐朽落後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並不矛盾。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製、低效的政治製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浮塵。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步履蹣跚的老大帝國肯定是患上了一種難以根治的重病。他雖然不是什麼醫術高超的老中醫，通過望聞問切就可以診斷病因所在，但是患者表麵的膿腫，他還是看得真真切切。孫鬱說：“他知道大清帝國衰微的結局，但一麵又在修補著那個世界，竭力掙紮在東西方文化之間。他在受辱和自尊間的平衡點裏，重複了古中國廟台文化與市井文化的精巧的東西……內心的體味無疑是複雜的。”
任何一次失敗，都不是因為敵人的強大，而是因為自身的虛弱。在李鴻章複雜的內心裏，大清國就像是一個已入膏肓的巨人，不能隨便下猛藥，更不能改弦易轍，隻能進行局部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盡快變得強壯起來。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條對症下藥的路徑，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隻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內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魂。
有人說，李鴻章讓這個安靜祥和的帝國一夜之間陷落於機器的轟鳴聲中，陷落於改天換地的變化之中。朝廷上下許多焦灼的目光，都投向那個來自安徽合肥的白發老人身上。
從北京到上海，從天津到廣州，從機械製造和采煤，到鐵路、電報和輪船運輸……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帝國已經不知不覺分作南北兩個陣營，南方開放活躍，而北方保守沉悶。當洋人決計在大清的國土上開設電報業務，朝野上下陷入一片惶恐不安，他們擔心“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而此時的李鴻章，則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傳統的風水觀，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間開通了第一條電報電纜線。
麵對朝野上下的一片沸騰之聲，李鴻章也隻能用慘淡的笑容回報這個熱鬧的世界。問得急了，問得煩了，他會強硬地頂你一句“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祖宗之法”！
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四十二歲任江蘇巡撫，封肅毅侯、一等伯爵，戴三眼花翎，可謂雄心勃勃，如今早已兩鬢斑白，垂垂老矣，做什麼事隻要對得起天地良心，亦複何言？
每個人的成功自有他的道理，“運氣”二字不足以概括。多事之秋，或許隻有在這樣的時候，慈禧太後和他輔佐的年輕皇帝才會發現，滿朝文武，居然沒有一個能為自己辦事的人。這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麵，就好像是為一個超級玩家量身定製的遊戲模塊，所有的一切都在等著他出麵收拾。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譚嗣同曾經引用袁世凱的話來評價李鴻章，他說：“香帥嚐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誌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內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並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於此者。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凶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梁啟超也有著類似的看法：“現在整個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員，五十歲以上的大官，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鴻章。”
放下官場權謀不說，李鴻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幹家。他幾乎是以一種搏命的姿態投入到大清國的洋務運動中，一個“搏”字道出了他的行事作風，也道出了他的為官之術。他說：“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做成一二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
很多人說李鴻章會做官，實際上他的成功之道很簡單，就是拚命地幹，拚命地提建議，拚命地籠絡人才，拚命地與同僚溝通，拚命地巴結對他有用的人物。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多數時候，李鴻章呈現於世人麵前的，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更像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符號、一個表現體。每一個身居高位的人的思想都是極其隱秘的，在大多時間裏，他們並不能按自己真實的想法做人行事，而是以各種力量的權衡來實施計劃，做出自己的判斷，實施自己的行動。
1840年的鴉片戰爭，讓大清國領教了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李鴻章評論道：“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通過與洋人的合作，他對西洋的堅船利炮深深地沉迷。那隻寫慣了奏折、曾經憑借區區六百字的《參翁同書片》就要了翁同龢的長兄翁同書的命的著名刀筆，居然也寫起了科學論文。他所寫的《蒸汽動力運轉奏折》，文中的許多詞彙，都是當時的新詞，在古文中未見，讓人重見徐光啟當年經營西洋實用之學的風采。
如果說農耕文明開啟了一個悠長而緩慢的過往時代，那麼科學技術則催生了一個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創新與淘汰，成為這個大時代的主旋律。那些曾經敲開中國大門的船與炮，靜靜地躺在兵工廠的角落裏，已經蒙上曆史的灰塵。
科技文明催生的器物，最顯著的特點是更新換代。而這一次，吸取經驗教訓的李鴻章們起了個大早，不僅沒有掉隊，而且走在亞洲各國的最前沿。1864年，李鴻章在一封奏折中，道出了當時許多官員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雙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鴉片戰爭之後，雖然一些開明的官僚士大夫開始認真審視世界，然而他們注視的重點是西方列強，並不是日本。曆史上一直以來的文明高位，滋養了中國人的中華文化優越感，這種傲慢的態度造成了國人對日本的了解不夠。
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對此評論道：“當時這個國家對自己的前途似乎毫不關心，它同列強和平共處，絲毫沒有覺察到正在強大起來的日本。”1874年5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統治時期的第一位海軍元帥、海軍大將，也是明治維新的九元老之一的西鄉從道帶著他的8艘戰船，載著3500名日軍士兵，在毫無防範的台灣琅橋順利登陸，未遇到任何抵抗。
西鄉從道還有一個身份，他是在倒幕運動與明治維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西鄉隆盛的弟弟。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西鄉從道擔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可以說是侵華戰爭中的主要決策者。
清政府方麵雖然明確宣布台灣乃中國固有領土，要求日本盡快撤軍，甚至有官員建議布告列國，對日宣戰，但終難下定決心，做出果斷決策。在李鴻章的強烈建議下，清政府以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總理台灣等處事務兼總理衙門大臣兵發台灣。
從春天到秋天，這場淺嚐即止的碰撞是日本人試圖伸展戰爭觸角的一次試探。雙方經過談判桌上無數次的討價還價，台灣事件終於有了結局。這時候的日本並不是大清對手，但大清國正沉浸於“同光中興”的盛世中，致力於“和平崛起”。加之俄國人在新疆的牽製，於是，在占盡優勢的前提下，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簽訂《中日北京專條》，向日本服軟，賠償50萬兩白銀。這讓日本人第一次嚐到了戰爭的甜頭，也看到了大清國的外強中幹，從此消除了對這個帝國的恐懼。
英國人李歐爾卡克做了這樣的結論，他說：《中日北京專條》的締結，是“向世界登出廣告，宣布這裏有個願意付款、而不願意戰爭的富有的帝國”。
對於在重重禁宮中決策的東方政治，對於在李鴻章輩神秘的大腦中翻滾的東方政治，李歐爾卡克之流的智慧僅限於此。嚴格地說，這隻能算是一場“準戰爭”，而在這場中日交鋒中，究竟誰是最大的贏家？
軍事上得不到好處的日本，開始做外交努力——強盜總是這樣：當他不可能把你的家洗劫一空的時候，他就會力圖撈一把就走，除非主人有決心把他徹底打跑。然而作為主人的清政府，偏偏既沒有這個決心，也沒有這份實力。
日本，這個蕞爾小國的背信棄義，似乎比英國的鴉片、法國的大炮更能刺激大清國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經，言“東洋之害甚於西洋”者有之，言“無海防無以立國”者亦有之。朝中官員裏，無論是經李鴻章舉薦帶兵赴台的沈葆楨，還是直著脖子坐在軍機處等李鴻章拿主意的王公大臣，都從不同的層麵憂慮海防問題，一個整飭“輪船水師”的機會已水到渠成。
日本從台灣草草收兵後，無一刻放棄對清政府用兵的準備。他們先後在朝鮮、琉球有所動作，試探清廷的反應。特別是在琉球，日本人更加明目張膽。他們先是於1877年6月阻止琉球繼續向清廷納貢，後於1879年公然興兵入侵琉球，宣布廢琉球國體，將一個鄰國改為日本的衝繩縣。對此，清廷的態度曖昧，缺乏決斷，甚至主張索性放棄番屬國琉球這“海外彈丸之利”，以免與日本發生正麵衝突。
李鴻章即使不是當時唯一能夠清醒分析判斷局勢的人，也是局中最為明智者之一。他不但了解了日本人的心思，更懂得中國的政治。李鴻章再次重申了一個事實——沒有海軍，沒有鐵甲戰艦，你能讓大清國的騎兵踏過台灣海峽去打日本人嗎？
沈葆楨此次赴台所帶之兵，不是別人的兵，正是李鴻章的淮軍十三營“武毅”軍精銳。雄心和野心，如何能夠界別分明？李鴻章要把他的政治、軍事實力注入這場角逐之中。他既要漂亮的播種，也要完滿的收獲。
3.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到甲午戰爭爆發前，也就是同治、光緒統治時期，拖著病體的老大帝國還沒有走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經曆了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大清帝國，這時候拿出了壯士斷腕的決心。
朝廷在政治、經濟、文化、實業等領域頒布一係列改革弊政、圖強創新的施政措施，讓奄奄一息的帝國迎來了一個短暫的“回光返照”時期。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一係列大型軍工企業相繼創辦投產，天津機器局甚至於1880年試製潛水艇。
上海郊區，本來隻是用來生長莊稼的農田被朝廷征用。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廠房和轟鳴的機器聲，那些朝向天空驕傲地吞吐著黑煙的煙囪，讓那些祖祖輩輩土裏刨食的農民無比震撼。
每天迎著清晨的第一縷陽光，江南製造局的上空便會拉響悠長的汽笛聲，與曼徹斯特、匹茲堡、多特蒙德和埃森這些西方大工業城市裏的汽笛聲完全一致，工人們開始了一天的忙碌。這充滿生命律動的畫麵，像是給這個老邁的帝國服下了一顆還魂丹，讓它突然變得年輕許多。眼前的一幕，讓李鴻章這樣的改革派有了巨大的成就感。
對於變化，西洋人高斯特在回憶中寫道：“60多年前在英國，當人們建議築造第一條鐵路時，全國吵鬧反對。如果那些喜歡嘲笑中國人害怕蒸汽機工廠和鐵路運營的人們，能回憶一下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好處的。那時英國各階級的知識人士所提出的反對，比今天中國人所表示的厭惡，可笑得多了。中國人不喜歡他們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們風水的規條受到破壞。但是在英國，一個著名的律師說，在有狂風的時候是不可能使蒸汽機運轉的，就是‘攪撥火爐，或是增加蒸汽的壓力到汽鍋要爆炸的程度’，也是沒用處的；醫學家們說，隧道的暗淡與潮濕，汽笛的尖叫、機器的飛轉，火車頭悽愴地睨視著人們，都將給公共衛生帶來很大的損害，他們將這種損害描繪成一幅可怖的圖畫。人們說，火車通過時的火花將引起房屋的火災，或是使房屋被倒塌的防堤打碎。鄉下的士紳們對他們的獵場的前途感到憂懼，因為火車頭將穿過他們的地產，放出毒煙，破壞了他們的獵場；他們堅信他們的牛將受驚慌而永遠不再想吃飼料，他們的母雞在新情況之下將不再下蛋；有許多人甚至表示他們怕那些可怖的怪物——工廠所吐出的煙霧將使青天變得完全暗淡無光……當我們想一想，歐洲人和中國人在生活上、文化上、思想的方式上是有巨大的差別的時候，我們對中國從1860年的戰爭到1895年間迅猛的進步，實不能不感到驚異。”
洋務派們看到了老大帝國涅槃重生的希望，舉國上下也陷入“同光中興”的迷夢之中。
或許是夢境過於美好，讓大清帝國的臣民對現實世界失去了應有的判斷。雖然掌握了造槍、造炮、造船的技術，但無一不仿製，無一不落後於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江南製造總局造了近30年槍，居然還無法設計出一支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步槍，更不要說大批量生產；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急需的爆破彈。至於其他非軍工類的官辦企業，同樣是一片死氣沉沉。
向西方學習不是開鐵匠鋪，工人們在裏麵零敲碎打就可以造出一個新世界，它是一項係統工程。一個隻會仿造槍炮而沒有自我創新與自我造血功能的國家，除了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別無其他選擇。1866年6月27日，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訪問德國。在此期間，代表團參觀了德國曆史上最著名的軍火及鋼鐵製造商——克虜伯集團，受到了主人熱情的款待。回國後，代表團成員張泰向李鴻章報告了他對阿爾費雷德?克虜伯的深刻印象：“他熱情、好客，不像英國人、法國人那樣藐視我們的長衫、馬褂和長辮，他彬彬有禮地用盛宴款待我們這些中國人！”
對於為普魯士贏得普法戰爭立下大功的“加農炮之王”阿爾費雷德，李鴻章早已欽佩不已。他讓手下準備了一份世界各國炮廠的大炮質量一覽表。經過認真的審閱、選擇和比較後，他認為，克虜伯家族的大炮優於美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大炮，將來一有戰事，“稍有優，則利鈍懸殊”。
1871年，李鴻章在科隆商人費雷德裏茨?佩爾的鼓動下，一口氣向克虜伯家族買下328門各種口徑的克虜伯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關等炮台，首先穩固北京城的防務安全。
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師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師，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隊。它們的建立，得到歐洲軍火商的大力協助。李鴻章在他“以夷製夷”的夢想裏縱橫馳騁。直到庚子國變、八國聯軍進北京，“以夷製夷”理論的信仰者才驀然發現，要想製夷，隻能依靠中國人自己。在中歐關係的“蜜月期”，1877年，李鴻章向克虜伯公司的老板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提出要求，對中國留學生進行免費培訓。阿爾弗雷德?克虜伯答應了，他不能回絕眼前這個大主顧。
誰知那些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學生離開自己的祖國，就像出籠的鳥。他們嚐到了自由滋味，很多人發生了改變：有的開始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以長長的辮子為羞，把辮子綰起壓在帽子裏，有的甚至把辮子剪了；有的再也不願意學習孔孟之道了，隻願意讀西方書……
消息傳回國內，那些本就意見不統一、觀點搖晃的官員自然是抓住不放，很多人要求立即召回在外留學生。時隔不久，由於中國留學生要求進美國西點軍校等事宜受阻，舊勢力的壓力更大了，朝廷也失去了主張，隻好同意撤回留學生。
李鴻章主持下的第一次外派留學生一事，在無奈的現實麵前也隻能慘淡收場。盡管留學計劃不幸夭折，但這次時間不長的留學活動，還是為大清政府培養了不少人才。在那些歸國的留學生當中，從事礦山、電報、鐵路等行業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師、3名鐵路局長；從事外交、行政行業的也有20多人。在他們當中，後來比較有名的有開平煤礦采礦工程師鄺榮光、中國鐵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內閣總理唐紹儀以及外交總長梁敦彥等。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資65萬兩白銀的“超勇”號和“揚威”號巡洋艦，終於在英國紐卡斯爾港下水。
當這兩艘巡洋艦在中國海岸出現的時候，李鴻章已經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1884年，繼“超勇”號、“揚威”號兩艘巡洋艦之後，大清帝國又有了“定遠”號、“鎮遠”號兩艘鐵甲艦。這兩艘姊妹船也是中國海軍曆史上僅有的兩艘鐵甲艦，成了李鴻章手裏的王牌。
那些來自遙遠世界、武裝到牙齒的軍艦，將使大清的海軍變得無比強悍，其實力也將遠遠超於日本之上。想到這些，李鴻章沒有理由不感到興奮。然而李鴻章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並沒有被大清國的船堅炮利嚇住，也沒有像鄭和時代的西南諸國一樣向天朝進貢，相反，“定遠”號、“鎮遠”號來到家門口耀武揚威，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
曾有過海軍經曆的作家張承誌說：“日本正處在侵略大潮的最上風頭，如一個肆虐四鄉未遇敵手的惡棍。他們正狗咬刺蝟無處下嘴、發愁找不出下一個尋釁的借口，李鴻章卻從海參崴跑來長崎修船……”
直至甲午炮聲響起，甚至到了今天，日本朝野仍然喜歡把長崎清國水兵事件解釋為一次“國辱”。當時《長崎快報》對事件做了如下報道：“有一群帶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長崎一家妓館尋樂，因為發生糾紛，館主前往警察局報告。一日警至，已順利將糾紛平靜，但由於中國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論理。非常激動，大吵大鬧，引起衝突。日警一人旋被刺傷，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則皆逃逸。”
丁汝昌鑒於前日的衝突嚴飭水兵不許帶械滋事，但在廣馬場外租界和華僑居住區一帶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預謀的襲擊，雙方死傷八十餘人。其中北洋水師水兵死亡人數多於日本人。當時數百名日本警察將各街道兩頭堵塞，圍住手無寸鐵的中國水兵揮刀砍殺。當地居民在歹徒煽動下從樓上往下澆沸水、擲石塊，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參與混戰。
大清的軍艦，就這樣灰溜溜地離開了日本的海港。幾十年後，當伊藤博文的遺著《機密日清戰爭》出版時，人們才知道，這一事件對曆史的深刻影響，不僅在於它丟了一個大國的顏麵，增強了日本人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大清國還弄丟了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用漢字譯電的密碼簿。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日本人撿到了這個密碼簿。憑著這個密碼簿，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譯電本中數字組合的方法。
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對中國的密碼通信，至少是外交係統的密碼通信，一覽無餘。這在整個戰爭期間乃至後來的馬關談判期間，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而中國方麵毫無知覺。
為了迎接慈禧太後的60壽誕，大清政府編訂了遠比編練海軍更加詳細的財政計劃。其實籌備工作早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已經開始啟動，光緒帝頒下上諭，提前近兩年為慈禧的六旬生日做準備：“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後）花甲昌期，壽宇宏開，朕當率天下臣民臚歡祝嘏。所有應備儀文典禮，必應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以昭慎重。”
有人算過一筆賬，在慶典期間，紫禁城、西苑（今中南海）、頤和園、萬壽寺等處的殿宇、門座均用彩綢裝飾，這項“形象工程”的預算是14萬兩白銀。在巡遊回宮的路上，還耗資46萬兩白銀，搭建20多座彩殿、彩棚，此外，還耗資240萬兩白銀裝修廟宇、搭建彩棚、安裝宮燈、點景樓、音樂樓、燈遊廊、牌樓等。不算為太後修建頤和園的費用，僅這些“形象工程”的費用，就能購買3艘“吉野”號，足以把日本海軍打個稀爛。
1892年，清廷公開宣布，因老佛爺壽慶需款，海軍正式停購軍艦。這一決定給日本人吃了一顆安心丸。
老佛爺的六十大壽非比尋常，也由此成為清廷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當有人建議停止頤和園工程、停修景點，移作軍費的時候，慈禧太後大為震怒，甚至說出“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的狠話。舉國興辦如此規模宏大、豪華鋪張的“六旬慶典”，巨大的開支猶如壓在光緒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籌備慶典的同時，為了應付軍費開支，戶部剛剛向國外銀行借貸。
據《近代史資料》1962年第3期記載：由於戰局惡化，為了軍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國、德國訂購了幾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訂購了十三艘快艇，共計需款四百餘萬兩；為了應付戰局，軍隊的開拔、招募和編練，沿海的防禦，總計需款三百九十餘萬兩。
如此巨大的軍事開支，短期內集結在一起，令國庫空虛、靠借貸度日的清政府難以為繼。百般籌措，依然不見效果，不得已戶部隻得再舉外債。光緒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壽典的籌備接近尾聲之際，戶部通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向英國銀行借貸一千萬兩，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後還本，十年中利息銀四百二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