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行進的步伐經常會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這使得洋務運動更像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李鴻章在追隨曾國藩那一代精神領袖的時候，確實發自內心相信中國文明的永恒，也堅定地認為中國文明並不會因為暫時落伍而失去光澤。在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看來，中西之間的差異並不是先進與落後之別，而是一方已經準備好先上路，另一方隻是隨後拍馬趕到。時間的先後，並不是一件要命的事。
1.一為刀俎，一為魚肉
1895年4月，一艘郵輪緩緩駛向日本的馬關，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鴻章為首席談判代表的中方和談代表團。馬關，又稱下關，是日本本州的盡頭。這裏本是日本地圖上一個不起眼兒的小地方，而此時卻成為大清國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強關注的焦點。
這個時節，也正是日本人賞櫻花的美好時節，沁人肺腑的芳香彌漫了整個島國。這麼多年來，這個飄搖於海洋中的島嶼國家很久沒發生什麼振奮人心的事，他們終日仰人鼻息，委曲求全；而現在，他們終於以一場大勝讓舉國上下為之沸騰。
日本報紙甚至將這場戰爭的勝利比作兩千多年前越王勾踐對吳王夫差“臥薪嚐膽”的複仇，極盡渲染之能事。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對自己的了解。在中國人的眼中，這片叫作扶桑的海洋盡頭的地方，與那些蠻荒之所並無區別。諷刺的是，即使是在清國陷入歐洲列強的危難之後，大清國的上上下下對這個為虎作倀的島國也沒有正眼相對。
太平洋依然平靜得無風無浪，可對於此時的李鴻章來說，那寥廓無邊的太平洋深處，是深不可測的恥辱。而李鴻章此行的目的，是要與那“蕞爾小國”簽訂城下之盟。剛剛結束的甲午戰爭，對這位七十三歲的老者，對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對這個在同光中興之後重新燃起複興希望的王朝，都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
長夜漫漫，遙望故國方向，李鴻章將自己滿腹蒼涼的心境化為一首詩：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歲，八千裏路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征旗大將壇。
寰海塵氛紛未已，諸君莫作等閑看。
李鴻章覺得自己與那些混跡於市井的小商小販並沒有多大區別，無非是討價還價的營生。從一個談判桌，走向另一個談判桌，而他手裏根本就沒有底牌可用。他連為自己國家爭取最基本利益的資格都沒有，明知道要去做一單賠本的買賣，可他還是要上路。
他突然發現，腳下所踩的是一座冰山，即便他一步一個腳印踩踏實了，也難以阻止前方道路的緩慢消融和一場早晚要來的毀滅性結局。麵對比自己小十七歲的伊藤博文，他甚至覺得，自己倚老賣老的做派顯得過於滑稽和可笑。
梁啟超說：“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博文長期擔任日本總理大臣，有著較為高明的政治手段，懂得如何運用妥協之術，來減少改革的成本。李鴻章真的羨慕他，對方能夠駕駛著日本這艘航船乘風破浪，而他自己卻隻能隨著千瘡百孔的巨輪風雨飄搖。他也不得不承認，對方的知識結構和理解力顯然要比自己更為開闊和新穎，他們眼裏的世界或許是不同的色彩。伊藤博文對於西方的政治體製的架構和理論有著深入的了解，對於本國的國情也同樣有著更為深入的思考。
世事流雲，人生飛絮，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十年前曾經有過一麵之緣，那是1885年在天津會談朝鮮問題。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們的地位相當，所處的時代和大環境也是相同的。麵對同樣的“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拚的這條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幾乎是同時起跑，最後的結局卻大相徑庭。十年前與今時不可同日而言，那時的李鴻章又怎會將伊藤博文這個小字輩放在眼裏？
伊藤博文在李鴻章麵前表現得異常謙恭，就像是一個在課堂上聆聽老師教誨的學生。或許是伊藤刻意表現出來的低調與內斂，讓李鴻章失去了應有的警惕，於不知不覺中上了對方的套。在朝鮮的宗主國問題上，李鴻章居然承認日本對於朝鮮的優先監管權，並簽訂下《中日天津條約》。
也是在那次會麵後，李鴻章專程向總理衙門提交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可見他對這個來自日本國的政治新秀的賞識。他指出伊藤博文“實有治國之才”，並預測“大約十年之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
距離二人第一次會麵，剛好過去十年時間，時局也剛好應驗了李鴻章當初的預判。對於這個孜孜不倦推進古老帝國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發自心底地崇敬。十年，讓雙方的地位和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一張談判桌，分開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一為刀俎，一為魚肉。
李鴻章是戰敗國的代表，也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而伊藤博文是戰勝國的總理大臣，正值一個政治家的黃金時期。李鴻章是為賠款乞和而來，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已遠沒有當年那份大國自居者的傲慢，有的隻是滿心的屈辱和悲憤。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李鴻章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帝國“存亡危急”之時，帝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更沒有閃轉騰挪的空間。
甲午戰爭就像是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彼此倡導本國近代化的一塊試金石，伊藤博文大獲全勝，而一敗塗地的李鴻章卻身陷各種各樣的矛盾泥淖中無法自拔。這場戰爭不僅輸光了他的全部家當，也讓他心中的帝國中興之夢徹底破滅。
有人認為，大清國的失敗是因為李鴻章等人決策、指揮失誤所致，而日本國的成功，則是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的僥幸。曆史不能如此輕率地下結論，更不能將一個時代的成敗歸咎於個人英雄主義的隻手擎天，這似乎太不負責任。
不主戰的是李鴻章，被逼出戰，戰之不勝，最後站出來背黑鍋的還是他。大清國投入這場戰爭的兵力，幾乎全部是他的淮軍嫡係。那段時間，潰敗的消息像一個又一個在他耳邊炸響的晴天霹靂。他比誰都要痛苦，比誰都要委屈，也比誰都要憤懣。他的朋友吳汝綸曾經回憶說：“平壤之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就像一個身敗名裂的賭徒，將自己所有的家當和名聲輸得幹幹淨淨。
黃海戰後，翁同龢曾經受慈禧之命，前往天津的直隸總督衙門，給李鴻章帶去了慈禧和光緒的諭旨：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懲罰。那一刻，他隻能忍受命運的無情嘲弄。麵對氣勢逼人的翁同龢，他除了“緩不濟急，寡不敵眾”八個字外，就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梁啟超曾言：“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複自知其罪也。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
很顯然的是，梁啟超不同意將甲午戰敗的責任全部推到李鴻章一個人身上，那樣太不公平。伊藤博文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同一個意思，他說：“李鴻章是中國唯一有能耐與列強一爭長短的人。”伊藤博文算是一個思想領時代先鋒、視野開天地之闊的東方政治家，他與中國舊知識係統培養出來的李鴻章不在同一個認知平麵。
真正的戰爭，永遠發生在戰爭開始之前。當無所適從的大清國半推半就地撩開西洋的神秘麵紗時，日本國上上上下下已經喊響了“脫亞入歐”的口號，繼而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文明開化”的狂潮。柏楊先生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大清朝就像一個被晚期癌症擊敗的老拳師，在觀察強大對手的優點時，不歸功於對手的強壯如牛，反而歸功於對手有一副好的拳擊手套，認為自己隻要也有這麼一副漂亮手套，就可發生同等威力。
對於破門而入的外來文化，李鴻章並沒有表現出排斥；相反，他所持的態度更像是一種主動迎合。雖然士大夫的主流意識仍然牢牢地控製著他的精神，但是此時的他已經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外國文化成了這潭死水的攪動棒。在大清國的高級官僚中，李鴻章應該算是睜眼看世界的先驅者。在繁忙的事務當中，李鴻章一直堅持著對於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學習，對於像他這樣的高級官僚，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這期間，李鴻章有意識地閱讀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以便做到知己知彼。對於西方社會的變革，他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和思考。他深有感觸地說：“阿（亞裏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培根）氏。”褒揚培根，貶抑亞裏士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的求變心理的折射。
置身於這個風雲巨變的大時代，李鴻章無法平心靜氣地麵對兩種文明的碰撞。雖然他堅信中華文化的尊者地位，但是麵對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他始終無法做一個袖手旁觀的第三者。
2.弱國外交的生存之道
曾國藩曾經問過李鴻章一個問題，他問對方如何與洋人打交道。
李鴻章給出的答案是，與洋人打交道，首先要懂得用“痞子腔”。
曾國藩不解道：“‘痞子腔’是個如何打法，你倒打給我瞧瞧？”
李鴻章覺得老師不太滿意自己的答案，隻好言道：“門生信口胡說，望老師指教。”
曾國藩考慮良久，才一臉嚴肅地回答：“我認為與洋人打交道，關鍵在於‘誠’。洋人也是人，隻要以誠相待，一定會令其感化。”
李鴻章未置可否，他在老師曾國藩麵前保留了自己的意見。由此可見，曾、李二人在外交策略上存在著很大不同。曾國藩的外交思想來自中國儒家以和為貴的傳統智慧，不過他沿用漢唐以來禮遇外邦的手法去麵對工業化的歐美列強，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在弱國無外交的年代，痞之有道，本來就是一種生存智慧。
曆史學家唐德剛說，近百年中國隻出了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和李鴻章之外，顧維鈞算是半個。比較而言，李鴻章又是其中最倒黴的那個，身處於一個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勢的困頓年代。他艱難地向前邁出一步，總要付出兩步的代價。
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這是均勢外交的精義所在。而一旦陷入弱國外交，也就失去了回旋的餘地。李鴻章難就難在自己的談判桌，自己做不了主。他要順應天下民心，他要顧全慈禧太後的麵子，他要糊弄列強的貪欲，他還要顧及自己的名節。有人說他就像是站在四個雞蛋上的舞者，踩破哪一個都不行。在這種情勢下，他最終隻能選擇犧牲自己的名節，頂著滾滾罵名去維持著一個帝國的完整。
李鴻章和他的老師曾國藩有所不同，雖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鴻章為人機變圓熟。在他看來，老師的那一套過於“儒緩”“迂拙”。他目睹了曾國藩是怎樣從舞台的中央一步步退到邊緣地帶，還要做出一副謹小慎微的姿態。李鴻章明白，他的發跡史完全生搬硬套自己的老師，不可能不被朝廷忌憚。
大清國一直有任用漢族官員的傳統，用歸用，卻始終無法讓漢族官員產生精神上的歸屬感。雖身居廟堂，但處境尷尬。他們既希望能通過建功立業實現儒家士子的人生理想，又要時時受到朝廷的猜忌和節製。兵者，不祥之器，對於兵權的掌控，朝廷更是防漢人如防賊。
不用漢官無以治天下，用了漢官又心有不甘；漢官有心報效，卻又無法得到重用。與知難而退的曾國藩相比，李鴻章的責任感顯然更重。誠如梁啟超所說，曾國藩“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李鴻章則“血氣甚強，無論若何大難，皆挺然以一身當之，未曾有畏難退避之色”。
李鴻章對於今時今日的自己還是相當滿意的，如果沒有發生這場戰爭，他完全可以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功德圓滿地收場。他本是來自江南的一介儒生，道光二十七年的進士，三十六歲入曾國藩幕府。若不是因為那場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他這輩子或許隻能混跡於官場低層。他追隨老師曾國藩創立湘軍的腳步，創立了淮軍。上海一役，他領著這幫腳穿草鞋、頭裹破布、滿嘴合肥土話的“大褲腳蠻子兵”像一群餓極了的野獸似的衝向太平軍的陣營，7000敵10萬而勝。一場經典戰役成就了李鴻章的半世功名。四十二歲被任命為江蘇巡撫，封肅毅侯、一等伯爵，戴雙眼花翎。四十八歲接替老師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後兼任北洋大臣。朝廷賜他三眼花翎，這是一個漢族官員前所未有的崇高榮譽，七十二歲高齡的李鴻章抵達了一生事業的巔峰時刻。
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在其所著的《中國人本色》一書中如此描述李鴻章：“他的儀態舉止和思維方式更像一名戰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國人高大，聲音粗啞而充滿飽滿的精神，給人感覺非常平民化，易於接近。”
曾經以《泰晤士報》記者的身份采訪過李鴻章的英國人布蘭德，在他所著的《李鴻章傳》裏，以一個西方人的視角記載了老年李鴻章的形象：“當我走出下院時，我忽然迎麵遇見了李鴻章，他急匆匆地走進去聽一場辯論。他個頭極高，一臉和善的表情，作為一個來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著一身藍色的袍子，顯得光彩奪目，步態與風度頗有尊嚴，嘴角掛著謙和的微笑，表明他對見到的一切都很欣賞。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難想象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夠親近李鴻章，並不是因為他給了你功勳卓著或大權在握的印象，而是因為他的風采中散發出一種高貴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滿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於世故，向勞苦大眾屈尊降貴。”
李鴻章一生急於事功，凡事先論利害，再論是非。無論是困守於朝堂，還是放眼於國際，他都要盡可能地做到左右逢源。在大多數時間裏，他更像是一個變色龍，披著各式華美的錦袍拋頭露麵，而他的身體一直隱藏在這襲華美的衣服裏麵。
一個優秀的政客，大多時候看上去，更像是善於鑽營的投機分子。對於弱國而言，處於列強環伺的危局之中，必然要學會一套實用的外交技巧，以保證本國的基本生存。在這種情形之下，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來互相牽製，從而保證自身獨立和生存，就成為一種必要的方法和手段。
李鴻章利用各國在華“野心”的不同，使各國的相互牽製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當初建立淮軍時，李鴻章就強調“利益”二字的重要性。為了壯大淮軍力量，他並不拿“保家衛國”之類的大話來說事，而是出人意料地拋出“人以利聚，鳥為食來”“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這樣赤裸裸的動員口號。與那些所謂的道德家們相比，李鴻章更像是一個不知道珍惜自己名節的渾人。他公然以子女玉帛誘集將弁，用人時廣收雜攬，並不嚴格篩選。或許是種因得果的緣故，淮軍的軍紀不如湘軍，從一開始就陷入“俱在貪圖利祿，以騷擾民間為能事”的泥沼。風紀如此，當然會受到社會的抨擊。對於指責，李鴻章總是會站出來替他的部下擋箭，說這些“鄉井子弟為國家殺賊保疆土”，既然於國有功，一切小過，能寬恕則寬恕。
在李鴻章看來，西方世界除了船堅炮利之外，好像並無多少可取之處。中國落後於西方，歸根結底是科技手段的落後。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為一個相對務實的政治家，李鴻章並不喜歡坐而論道、誇誇其談。他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在有生之年為國家和個人踏踏實實地做點兒實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動龐大的中國有所改變。
1860年以後，李鴻章開始有計劃地推行他的洋務運動。
1861年鹹豐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後垂簾聽政後，開始了自強運動。
從1862到1875年，朝廷頒布了一係列詔書，要求各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雖然朝廷發出倡議，但大多數地方也隻是觀望，並沒有立即做出響應。即使他們想要做出呼應，也不知道從何下手。他們沒有理解力，更沒有行動力，倉促為之，也隻是做做樣子。
隻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極少數地方大臣摸到門道，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他們想通過洋務運動，切實地學習洋人先進的科學技術，並以此補齊大清軍事力量的短板。
戰爭的陰雲籠罩在東亞的上空，李鴻章真的不想打這場仗，他一心想要“避戰求和”。他真的不明白，朝堂上那幫像是打了雞血的主戰派們，他們膨脹的自信心到底來自哪裏？他們似乎瞧不起日本這個對手，開口閉口“蕞爾小國”，認為大清國必定一戰而勝。
李鴻章的內心充滿了憂患意識，他太了解自己的家底。那轟隆隆開動的機器、升入雲霄的煙囪就像給他服下了一粒春藥，雖然能夠讓他心跳加速，卻無法改變窘迫的現實。此時的大清國雖然對外號稱有百萬大軍，並大體換上了新造的槍械火炮，但可用兵力卻並不樂觀。他不止一次地算過賬，如果拋去60萬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綠營，湘淮勇營加上部分由綠營改編而來的練軍，可用兵力不會超過40萬人，其中他所掌握的淮軍精銳隻有區區5萬人。如此一來，與日本25萬的可用兵力相比，清軍並不占優勢，更何況在營製、訓練、指揮、參謀、後勤等諸多方麵都落後於日軍。
至於國人引以為傲的北洋艦隊，此時也早已是外強中幹。北洋艦隊在1888年成軍時，確實是檣櫓如雲、旌旗當空，被國外軍事年鑒排為“世界前八”。但從這一年開始，北洋艦隊再未添過一艦一炮，而同時期的日本卻以每年增加一艘新軍艦的速度擴大規模。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實力已經超越了北洋艦隊。
這筆賬隻能爛在李鴻章的肚子裏，他無法向那幫不明實情的主戰派們一一說明。就連外方評論對中方也大多持消極態度，如上海《德國新報》稱日軍與德國勁旅無殊，與中國交兵必操勝算。英國海軍情報處也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卜的”，“日本軍隊之與中國軍隊，就像19世紀的文明軍隊之與中世紀軍隊一樣”，“中日如果交戰，隻能有一種結果”。
這時候的李鴻章隻能寄希望於朝鮮半島的利益第三方，希望他們能夠再次發揮作用，站出來調停這場衝突，以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局勢。早在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使館及人員被毀被殺，駐朝公使乘英艦逃回國內。事後，日方出兵朝鮮。與此同時，清廷一改此前的拖遝而果斷下令派軍隊入朝平亂，結果清軍在北洋兵艦的護送下搶先進入韓京。在兵力遠少於中方的情況下，日方隻得知難而退。
事後，清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並幫助其訓練新軍，朝鮮的外交事務與海關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員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勢力被大大壓製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為增強。兩年後，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結親日的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大肆殺害親華的朝鮮重臣並控製了局勢。危急關頭，清軍營務處總理袁世凱挺身而出，一舉挫敗了日方及“開化黨人”。由此，袁世凱嶄露頭角，繼而成為“朝鮮監國”，一代梟雄就此起步。
李鴻章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
德不孤，必有鄰；道不孤，也同樣有結伴而行者。或許是在中國曆史上，改革會遇到種種阻力和困難，需要付出代價甚至流血犧牲，所以那些砥礪前行的改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的行動，想象成一場個人英雄主義的大夢。李鴻章想要從古代來找尋相應的曆史經驗：“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李鴻章的洋務運動聲勢很大，大有風卷殘雲之勢。現在看起來，他的那些行動大都是大包大攬，也似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缺乏係統性的梳理。他當時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事，至於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已經顧不了太多。即使有著周密的計劃，也無法保證這趟列車開往既定的方向。
或許是不相信別人的緣故，李鴻章凡事親力親為。在他看來，自己真正的敵人並不是衝到家門口的西方列強，而是大清國的這個爛攤子。它附著於一個執行力非常羸弱的製度，一個越來越讓他感覺到束手絆腳的製度。在當時的那種狀況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無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因為如此，大量煩瑣的事務壓在了李鴻章的身上。
作為晚清最為顯赫的漢臣，李鴻章的最大悲劇不在於時局的多舛，也不在於個人命運的坎坷，而在於他作為一個個體，沒有辦法、也沒有意識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內心。他無法使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也無法做到真正去麵對自己。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過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雙方就朝鮮局勢交換意見。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
森有禮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
李鴻章道：“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有禮回答道：“五分尚沒有。”
李鴻章又問：“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有寧（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李鴻章笑著搖搖頭，然後道：“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禮道：“其實原因很簡單，隻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製，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製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李鴻章說：“衣服舊製體現對祖宗遺誌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森有禮說：“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采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鴻章繼續道：“貴國祖先采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有禮說：“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發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於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兒，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舍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鴻章又問：“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兒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道：“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李鴻章說：“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森有禮說：“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製。”
李鴻章道：“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這是一場互有攻守的精彩對話，他們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李鴻章的思想在這場對話中表露無遺，也代表了中國大部分舊知識分子的心聲。他們所承認的西方世界的進步，也僅限於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至於西方其他的東西，就連服裝，他們也認為自己的織造成本低，不浪費原材料。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很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與思想是聯係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