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你心胸怎樣寬大，
但你的心不能不跳，
因為那擺在你麵前的
是荒涼的，是橫遭不測的。
瀟瀟落紅情依依，
從異鄉又奔向異鄉，
這願望多麼渺茫。
而況送著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我的是異鄉的風霜。
——蕭紅
在東京
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麵種的或是鬆樹，或是柏樹。它們在雨天裏，就像同在夜霧裏一樣，是那麼朦朧而且又那麼寧靜！好像飛在枝間的鳥雀羽翼的音響我都能夠聽到。
但我真的聽得到的，卻還是我自己腳步的聲音，間或從人家牆頭的樹葉落到雨傘上的大水點特別地響著。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著傘翅上不住地滴水。
“魯迅是死了嗎？”
於是心跳了起來，不能把“死”和魯迅先生這樣的字樣相連接，所以左右反複著的是那個飯館裏下女的金牙齒，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鏡、雨傘，他們好像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後我還想起了那張貼在廚房邊的大畫——一個女人抱著一個舉著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麵就寫著“富國強兵”。所以以後，一想到魯迅的死，就想到那個很胖的孩子。
我已經打開了房東的格子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走不進來，我氣惱著：我怎麼忽然變大了？
女房東正在瓦斯爐旁斬斷一根蘿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圍裙開始好像鴿子似的在笑：“傘……傘……”
原來我好像要撐著傘走上樓去。
她的肥胖的腳掌和男人一樣，並且那金牙齒也和那飯館裏下女的金牙齒一樣。日本女人多半鑲了金牙齒。
我看到有一張報紙上的標題是魯迅的“偲”。這個“偲”字，我翻了字典，在我們中國的字典上沒有這個字，而文章上的句子裏，“逝世，逝世”這字樣有過好幾個，到底是誰逝世了呢？因為是日文報紙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個飯館裏在什麼報的文藝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損失”或“殞星”之類。這回，我難過了，我的飯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樓，那空虛的心髒，像鈴子似地鬧著，而前房裏的老太婆在打掃著窗欞和席子的劈啪聲，好像在打著我的衣裳那麼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來，雖是早晨，窗外的太陽好像正午一樣大了。
我趕快乘了電車，去看××。我在東京的時候，朋友和熟人——隻有她。車子向著東中野市郊開去，車上本不擁擠，但我是站著。“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麼平安、溫暖和愉快！我的臉幾乎是貼在玻璃上，為的是躲避車上的煩擾，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
××在走廊邊上，刷著一雙鞋子，她的扁桃腺炎還沒有全好，看見了我，頸子有些不會轉彎地向我說：
“啊！你來得這樣早！”
我把我來的事情告訴她，她說她不相信。因為這事情我也不願意它是真的，於是找了一張報紙來讀。
“這些日子病得連報也不訂，也不看了。”她一邊翻那在長桌上的報紙，一邊用手在摸撫著頸間的藥布。
而後，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說那個“偲”字是個印象的意思，是麵影意思。她說一定有人到上海訪問了魯迅回來寫的。
我問她：“那麼為什麼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來了，好像那文章上又說：魯迅的房子有槍彈穿進來，而安靜的魯迅竟坐在搖椅上搖著；或者魯迅是被槍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殺事件，在電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嚴，又是搬家。魯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給我的解釋，在阿Q心理上非常圓滿，她說“逝世”是從魯迅的口中談到別人的“逝世”，“槍彈”是魯迅談到“一·二八”時的槍彈，至於“坐在搖椅上”，她說談過去的事情，自然不用驚慌，安靜地搖在搖椅上又有什麼稀奇。
出來送我走的時候，她還說：
“你這個人啊！不要神經質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寫了文章，他的身體可見是在複原期中……”
她說我好像慌張得有點傻，但是我願意聽。於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來了。
我知道魯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正是靖國神社開廟會的時節。我還未起來的時候，那天天空開裂的爆竹，發著白煙，一個跟著一個在升起來。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幾次，她啊啦啊啦地向著那爆竹升起來的天空呼喊，她的頭發上開始束了一條紅繩。樓下，房東的孩子上樓來送我一塊撒著米粒的糕點，我說謝謝他們，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臉上接受了我怎樣的眼睛。因為才到五歲的孩子，他帶小碟下樓時，那碟沿還不時地在樓梯上磕碰著。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國神社的廟會一直鬧了三天，教員們講些下女在廟會時節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學生們在滿堂大笑，好像世界上並不知道魯迅死了這回事。
有一天，一個眼睛好像金魚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寫著：魯迅先生大罵徐懋庸引起了文壇一場風波……茅盾起來講和……
這字樣一直沒有擦掉。那卷發的，小小的，和中國人差不多的教員，他下課以後常常被人團聚著，談些個兩國不同的習慣和風俗。他的北京話說得很好，中國的舊文章和詩也讀過一些。他講話常常把眼睛從下往上看著。
“魯迅這個人，你覺得怎麼樣？”
我很奇怪，又像很害怕，為什麼他向我說？結果曉得不是向我說。在我旁邊那個位置上的人站起來了，有的教員點名的時候問過他：“你多大歲數？”他說他三十多歲。教員說：“我看你好像五十多歲的樣子……”因為他的頭發白了一半。
他作舊詩作得很多。秋天，中秋遊日光，遊淺草，而且還加上譜調讀著。有一天他還讓我看看，我說我不懂，別的同學有的借他的詩本去抄錄。我聽過幾次，有人問他：“你沒再作詩嗎？”
他答：“沒有喝酒呢？”
他聽到有人問他，他就站起來了：
“我說……先生……魯迅，這個人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個罵，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黃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過來。
一個大個子，戴著四角帽子，他是“滿洲國”的留學生，聽說話的口音，還是我的同鄉。
“聽說魯迅不是反對‘滿洲國’的嗎？”
那個日本教員，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四十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隻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著，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
回憶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裏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得連煙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他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顧一切地走去。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的……”
魯迅先生生的病，剛好了一點，他坐在躺椅上，抽著煙，那天我穿著新奇的大紅的上衣，很寬的袖子。
魯迅先生說：“這天氣悶熱起來，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裝在象牙煙嘴上的香煙又用手裝得緊一點，往下又說了別的。
許先生忙著家務，跑來跑去，也沒有對我的衣裳加以鑒賞。
於是我說：“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魯迅先生從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過了一會兒又接著說：“你的裙子配的顏色不對，並不是紅上衣不好看，各種顏色都是好看的，紅上衣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你沒看到外國人在街上走的嗎？絕沒有下邊穿一件綠裙子，上邊穿一件紫上衣，也沒有穿一件紅裙子而後穿一件白上衣的……”
魯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著我：“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顏色渾濁得很，所以把紅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腳長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腳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橫格子的還好；橫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兩邊裂著，更橫寬了，胖子要穿豎條子的，豎的把人顯得長，橫的把人顯得寬……”
那天魯迅先生很有興致，把我一雙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評一下，說我的短靴是軍人穿的，因為靴子的前後都有一條線織的拉手，這拉手據魯迅先生說是放在褲子下邊的……
我說：“周先生，為什麼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訴我，怎麼現在才想起來呢？現在我不是不穿了嗎？我穿的這不是另外的鞋嗎？”
“你不穿我才說的，你穿的時候，我一說你該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個宴會去，我要許先生給我找一點布條或綢條束一束頭發。許先生拿了來米色的、綠色的還有桃紅色的。經我和許先生共同選定的是米色的。為著取美，許先生把那桃紅色的舉起來放在我的頭發上，並且許先生很開心地說著：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規矩又頑皮地在等著魯迅先生往這邊看我們。
魯迅先生這一看，臉是嚴肅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著我們這邊看著：
“不要那樣裝飾她……”
許先生有點窘了。
我也安靜下來。
魯迅先生在北平教書時，從不發脾氣，但常常好用這種眼光看人，許先生常跟我講。她在女師大讀書時，周先生在課堂上，一生氣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著他們，這種眼光是魯迅先生在記範愛農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說過，而誰曾接觸過這種眼光的人就會感到一個時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開始問：“周先生怎麼也曉得女人穿衣裳的這些事情呢？”
“看過書的，關於美學的。”
“什麼時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買的書嗎？”
“不一定是買的，也許是從什麼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嗎？”
“隨便看看……”
“周先生看這書做什麼？”
“……”沒有回答，好像很難以答。
許先生在旁說：“周先生什麼書都看的。”
在魯迅先生家裏作客人，剛開始是從法租界來到虹口，搭電車也要差不多一個鍾頭的工夫，所以那時候來的次數比較少。記得有一次談到半夜了，一過十二點電車就沒有的，但那天不知講了些什麼，講到一個段落就看看旁邊小長桌上的圓鍾，十一點半了，十一點四十五分了，電車沒有了。
“反正已十二點，電車也沒有，那麼再坐一會兒。”許先生如此勸著。
魯迅先生好像聽了所講的什麼引起了幻想，安頓地舉著象牙煙嘴在沉思著。
一點鍾以後，送我（還有別的朋友）出來的是許先生。外邊下著的蒙蒙的小雨，弄堂裏燈光全然滅掉了，魯迅先生囑咐許先生一定讓坐小汽車回去，並且一定囑咐許先生付錢。
以後也住到北四川路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刮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飯，還喜歡吃油炸的東西，喜歡吃硬的東西，就是後來生病的時候，也不大吃牛奶，雞湯端到旁邊用調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約好我去包餃子吃，那還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帶了外國酸菜和用絞肉機絞成的牛肉，就和許先生站在客廳後邊的方桌邊包起來。海嬰公子圍著鬧得起勁，一會兒把按成圓餅的麵拿去了，他說做了一隻船來，送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看他，轉身他又做了一隻小雞。許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對他竭力避免加以讚美，若一讚美起來，怕他更做得起勁。
客廳後邊沒到黃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涼，知道衣裳不夠了，但為著忙，沒有加衣裳去。等把餃子包完了看看那數目並不多，這才知道許先生我們談話談得太多，誤了工作。許先生怎樣離開家的，怎樣到天津讀書的，在女師大讀書時怎樣做了家庭教師。她去考家庭教師的那一段描寫，非常有趣，隻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幾十名，她之能夠當選算是難的了。指望對於學費有點補助，冬天來了，北平又冷，那家離學校又遠，每月除了車子錢之外，若傷風感冒還得自己拿出買阿司匹林的錢來，每月薪金十元要從西城跑到東城……
餃子煮好，一上樓梯，就聽到樓上明朗的魯迅先生的笑聲衝下樓梯來，原來有幾個朋友在樓上也正談得熱鬧。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後我們又做過韭菜合子，又做過荷葉餅。我一提議，魯迅先生必然讚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魯迅還是在桌上舉著筷子問許先生：“我再吃幾個嗎？”
因為魯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飯後必吃“脾自美”藥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魯迅先生正在校對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進臥室去，從那圓轉椅上魯迅先生轉過來了，向著我，還微微站起了一點。
“好久不見，好久不見。”一邊說著一邊向我點頭。
剛剛我不是來過了嗎？怎麼會好久不見？就是上午我來的那次周先生忘記了，可是我也每天來呀……怎麼都忘記了嗎？
周先生轉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來，他是在開著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剛一放晴，我高興極了，就到魯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樓還喘著。魯迅先生說：“來啦！”我說：“來啦！”
我喘著連茶也喝不下。
魯迅先生就問我：“有什麼事嗎？”
我說：“天晴啦，太陽出來啦。”
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笑著，一種對於衝破憂鬱心境的嶄然的會心的笑。
海嬰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裏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頭發或拉我的衣裳。
為什麼他不拉別人呢？據周先生說：“他看你梳著辮子，和他差不多，別人在他眼裏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許先生問著海嬰：“你為什麼喜歡她呢？不喜歡別人？”
“她有小辮子。”說著就來拉我的頭發。
魯迅先生家生客人很少，幾乎沒有，尤其是住在他家裏的人更沒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在二樓上魯迅先生的臥室裏擺好了晚飯，圍著桌子坐滿了人。每逢禮拜六晚上都是這樣的，周建人先生帶著全家來拜訪的。在桌子邊坐著一個很瘦的很高的穿著中國小背心的人，魯迅先生介紹說：“這是位同鄉，是商人。”
初看似乎對的，穿著中國褲子，頭發剃得很短。當吃飯時，他還讓別人酒，也給我倒一盅，態度很活潑，不大像個商人；等吃完了飯，又談到《偽自由書》及《二心集》。這個商人，開明得很，在中國不常見。沒有見過的就總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樓下客廳後的方桌上吃晚飯，那天很晴，一陣陣地刮著熱風，雖然黃昏了，客廳後還不昏黑。魯迅先生是新剪的頭發，還能記得桌上有一盤黃花魚，大概是順著魯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魯迅先生前麵擺著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飯的飯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邊。他說蒙古人什麼樣，苗人什麼樣，從西藏經過時，那西藏女人見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這商人可真怪，怎麼專門走地方，而不做買賣？並且魯迅先生的書他也全讀過，一開口這個，一開口那個？並且海嬰叫他×先生？我一聽那×字就明白他是誰了。×先生常常回來得很遲，從魯迅先生家裏出來，在弄堂裏遇到了幾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從三樓下來，手裏提著小箱子，身上穿著長袍子，站在魯迅先生的麵前，他說他要搬了。他告了辭，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問我說：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嗎？”
“是的。”我說。
魯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幾步，而後向我說：“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是販賣精神上的……”
×先生走過二萬五千裏回來的。
青年人寫信，寫得太草率，魯迅先生是深惡痛絕之的。
“字不一定要寫得好，但必須得使人一看了就認識，年輕人現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趕快胡亂寫完了事，別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這費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這費了工夫不是他的。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還是展讀著每封由不同角落裏投來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濟時，便戴起眼鏡來看，常常看到夜裏很深的時光。
魯迅先生坐在××電影院樓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記了，新聞片是蘇聯紀念五一節的紅場。
“這個我怕看不到的……你們將來可以看得到。”魯迅先生向我們周圍的人說。
珂勒惠支的畫，魯迅先生最佩服，同時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壓迫，不準她做教授，不準她畫畫，魯迅先生常講到她。
史沫特烈，魯迅先生也講到，她是美國女子，幫助印度獨立運動，現在又在援助中國。
魯迅先生介紹人去看的電影有《夏伯陽》《複仇豔遇》……其餘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獸這一類的影片，也常介紹給人的。魯迅先生說：“電影沒有什麼好的，看看鳥獸之類倒可以增加些對於動物的知識。”
魯迅先生不遊公園，住在上海十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麼近也沒有進過。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訴周先生，我說公園裏的土鬆軟了，公園裏的風多麼柔和。周先生答應選個晴好的天氣，選個禮拜日、海嬰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車一直開到兆豐公園，也算是短途旅行。但這隻是想著而未有做到，並且把公園給下了定義。
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柳樹什麼樹的，樹下擺著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我是去過兆豐公園的，也去過虹口公園或是法國公園的，仿佛這個定義適用在任何國度的公園設計者。
魯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圍圍巾，冬天穿著黑土藍的棉布袍子，頭上戴著灰色氈帽，腳穿黑帆布膠皮底鞋。
膠皮底鞋夏天特別熱，冬天又涼又濕，魯迅先生的身體不算好，大家都提議把這鞋子換掉。魯迅先生不肯，他說膠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轉彎到×××書店走一趟嗎？”
魯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傷風嗎？不圍巾子，風一吹不就傷風了嗎？”
魯迅先生這些個都不習慣，他說：
“從小就沒戴過手套圍巾，戴不慣。”
魯迅先生一推開門從家裏出來時，兩隻手露在外邊，很寬的袖口衝著風就向前走，腋下夾著個黑綢子印花的包袱，裏邊包著書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書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帶出去，回來必帶回來。出去時帶著給青年們的信，回來又從書店帶來新的信和青年請魯迅先生看的稿子。
魯迅先生抱著印花包袱從外邊回來，還提著一把傘，一進門客廳早坐著客人，把傘掛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談起話來。談了很久了，傘上的水滴順著傘杆在地板上已經聚了一堆水。
魯迅先生上樓去拿香煙，抱著印花包袱，而那把傘也沒有忘記，順手也帶到樓上去。魯迅先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他的東西從不隨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魯迅先生很喜歡北方口味。許先生想請一個北方廚子，魯迅先生以為開銷太大，請不得的，男用人至少要十五元錢的工錢，所以買米買炭都是許先生下手。我問許先生為什麼用兩個女用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許先生說她們做慣了，海嬰的保姆，海嬰幾個月時就在這裏。
正說著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樓梯來了，和我們打了個迎麵。
“先生，沒吃茶嗎？”她趕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剛剛下樓時氣喘的聲音還在喉管裏咕嚕咕嚕的，她確實年老了。
來了客人，許先生沒有不下廚房的，菜食很豐富，魚、肉……都是用大碗裝著，起碼四五碗，多則七八碗。可是平常就隻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筍炒鹹菜，再一碗黃花魚。
這菜簡單到極點。
魯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條的那裏用著包油條，我得到了一張，是譯《死魂靈》的原稿，寫信告訴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不以為稀奇，許先生倒很生氣。
魯迅先生出書的校樣，都用來揩桌，或做什麼的。請客人在家裏吃飯，吃到半道，魯迅先生回身去拿來校樣給大家分著。客人接到手裏一看，這怎麼可以？魯迅先生說：
“擦一擦，拿著雞吃，手是膩的。”
到洗澡間去，那邊也擺著校樣紙。
許先生從早晨忙到晚上，在樓下陪客人，一邊還手裏打著毛線，不然就是一邊談著話，一邊站起來用手摘掉花盆裏花上已幹枯了的葉子。許先生每送一個客人，都要送到樓下門口，替客人把門開開，客人走出去，而後輕輕地關了門再上樓來。
來了客人還到街上去買魚或買雞，買回來還要到廚房裏去工作。
魯迅先生臨時要寄一封信，就得許先生換起皮鞋子來到郵局或者大陸新村旁邊信筒那裏去。落著雨天，許先生就打起傘來。
許先生是忙的，許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頭發有一些是白了的。
夜裏去看電影，施高塔路的汽車房隻有一輛車，魯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讓我們坐。許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嬰，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們上車了。
魯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還有別的一二位朋友在後邊。
看完了電影出來，又隻叫到一部汽車，魯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讓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著先走了。
魯迅先生旁邊走著海嬰，過了蘇州河的大橋去等電車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鍾電車還沒有來，魯迅先生依著沿蘇州河的鐵欄杆坐在橋邊的石圍上了，並且拿出香煙來，裝上煙嘴，悠然地吸著煙。
海嬰不安地來回地亂跑，魯迅先生還招呼他和自己並排坐下。
魯迅先生坐在那兒和一個鄉下的安靜老人一樣。魯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餘不吃別的飲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類，家裏都不預備。
魯迅先生陪客人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點心。那餅幹就是從鋪子裏買來的，裝在餅幹盒子裏，到夜深許先生拿著碟子取出來，擺在魯迅先生的書桌上。吃完了，許先生打開立櫃再取一碟。還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來客人必不可少。魯迅先生一邊抽著煙，一邊剝著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魯迅先生必請許先生再拿一碟來。
魯迅先生備有兩種紙煙，一種價錢貴的，一種便宜的。便宜的是綠聽子的，我不認識那是什麼牌子，隻記得煙頭上帶著黃紙的嘴，每五十支的價錢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魯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種是白聽子的，是前門煙，用來招待客人的，白聽煙放在魯迅先生書桌的抽屜裏。來客人，魯迅先生下樓，把它帶到樓下去，客人走了，又帶回樓上來照樣放在抽屜裏；而綠聽子的永遠放在書桌上，是魯迅先生隨時吸著的。
魯迅先生的休息，不聽留聲機，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覺，魯迅先生自己說：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書就是休息了。”
魯迅先生從下午二三點鍾起就陪客人，陪到五點鍾，陪到六點鍾；客人若在家吃飯，吃完飯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剛剛吃完茶走了，或者還沒走又來了客人，於是又陪下去，陪到八點鍾，十點鍾，常常陪到十二點鍾。從下午三點鍾起，陪到夜裏十二點，這麼長的時間，魯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斷地吸著煙。
客人一走，已經是下半夜了，本來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可是魯迅先生正要開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合一合眼睛，燃起一支煙來，躺在床邊上，這一支煙還沒有吸完，許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裏邊睡著了（許先生為什麼睡得這樣快？因為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鍾就要來管理家務）。海嬰這時在三樓和保姆一道睡著了。
全樓都寂靜下去，窗外也一點聲音沒有了，魯迅先生站起來，坐到書桌邊，在那綠色的台燈下開始寫文章了。許先生說雞鳴的時候，魯迅先生還是坐著，街上的汽車嘟嘟地叫起來了，魯迅先生還是坐著。
有時許先生醒了，看著玻璃窗白薩薩的了，燈光也不顯得怎麼亮了，魯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裏那樣高大。
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舊坐在那裏。
人家都起來了，魯迅先生才睡下。
海嬰從三樓下來了，背著書包，保姆送他到學校去，經過魯迅先生的門前，保姆總是吩咐他說：
“輕一點走，輕一點走。”
魯迅先生剛一睡下，太陽就高起來了，太陽照著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著魯迅先生花園的夾竹桃，明亮亮的。
魯迅先生的書桌整整齊齊的，寫好的文章壓在書下邊，毛筆在燒瓷的小龜背上站著。一雙拖鞋停在床下，魯迅先生在枕頭上邊睡著了。
魯迅先生喜歡吃一點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
魯迅先生吃的是中國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隻有門麵一間，在門麵裏邊設座，座少，安靜，光線不充足，有些冷落。魯迅先生常到這裏吃茶店來，有約會多半是在這裏邊，老板是猶太也許是白俄，胖胖的，中國話大概他聽不懂。
魯迅先生這一位老人，穿著布袍子，有時到這裏來，泡一壺紅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談了一兩個鍾頭。
有一天，魯迅先生的背後那茶座裏邊坐著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黃衣裳，頭戴花帽子……那女子臨走時，魯迅先生一看她，用眼瞪著她，很生氣地看了她半天，而後說：“是做什麼的呢？”
魯迅先生對於穿著紫裙子黃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這樣看法的。
鬼到底是有的（還是）沒有的？傳說上有人見過，還跟鬼說過話，還有人被鬼在後邊追趕過，吊死鬼一見了人就貼在牆上，但沒有一個人捉住一個鬼給大家看看。
魯迅先生講了他看見過鬼的故事給大家聽：
“是在紹興……”魯迅先生說，“三十年前……”
那時魯迅先生從日本讀書回來，在一個師範學堂裏也不知是什麼學堂裏教書，晚上沒有事時，魯迅先生總是到朋友家去談天。這朋友住的離學堂幾裏路，幾裏路不算遠，但必得經過一片墳地。談天有的時候就談得晚了，十一二點鍾才回學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魯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魯迅先生向著歸路走得很起勁時，往遠處一看，遠遠有一個白影。
魯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學時是學的醫，常常把死人抬來解剖的。魯迅先生解剖過二十幾個，不但不怕鬼，對死人也不怕，所以對墳地也就根本不怕。仍舊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幾步，那遠處的白影沒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並且時小時大，時高時低，正和鬼一樣。鬼不就是變幻無常的嗎？
魯迅先生有點躊躇了，到底向前走呢，還是回過頭來走？
本來回學堂不止這一條路，這不過是最近的一條就是了。
魯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麼樣，雖然那時候也怕了。
魯迅先生那時從日本回來不久，所以還穿著硬底皮鞋。魯迅先生決心要給那鬼一個致命的打擊，等走到那白影旁邊時，那白影縮小了，蹲下了，一聲不響地靠住了一個墳堆。
魯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聲叫起來，隨著就站起來，魯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卻是個人。
魯迅先生說在他踢的時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東西踢死，自己反而會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來是個盜墓子的人在墳場上半夜做著工作。
魯迅先生說到這裏就笑了起來。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腳就立刻變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讓魯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為給了他一個做人的機會。
從福建菜館叫的菜，有一碗魚做的丸子。
海嬰一吃就說不新鮮，許先生不信，別的人也都不信。因為那丸子有的新鮮，有的不新鮮，別人吃到嘴裏的恰好都是沒有改味的。
許先生又給海嬰一個，海嬰一吃，又不是好的，他又嚷嚷著。別人都不注意，魯迅先生把海嬰碟裏的拿來嚐嚐，果然不是新鮮的。魯迅先生說：
“他說不新鮮，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殺是不對的。”
以後我想起這件事來，私下和許先生談過，許先生說：“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們學不了的。哪怕一點點小事。”
魯迅先生包一個紙包也要包得整整齊齊，比如一些要寄出的書，魯迅先生常常從許先生手裏拿過來自己包，許先生本來包得那麼好，而魯迅先生還要親自動手。
魯迅先生把書包好了，用細繩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連一個角也不準歪一點或扁一點，而後拿著剪刀，把捆書的那繩頭都剪得整整齊齊。
就是包這書的紙都不是新的，都是從街上買東西回來留下來的。許先生上街回來把買來的東西一打開，隨手就把包東西的牛皮紙折起來，隨手把小細繩卷了一個卷。若小細繩上有一個疙瘩，也要隨手把它解開的，準備著隨時用隨時方便。
魯迅先生住的是大陸新村九號。
一進弄堂口，滿地鋪著大方塊的水門汀，院子裏不怎樣嘈雜，從這院子出入的有時候是外國人，也能夠看到外國小孩在院子裏零星地玩著。
魯迅先生隔壁掛著一塊大的牌子，上麵寫著一個“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魯迅先生的客廳裏擺著長桌，長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鮮，但也並不破舊。桌上沒有鋪什麼桌布，隻在長桌的當心擺著一個綠豆青色的花瓶，花瓶裏長著幾株大葉子的萬年青。圍著長桌有七八張木椅子。尤其是在夜裏，全弄堂一點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那夜，就和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道坐在長桌旁邊喝茶的。當夜談了許多關於偽滿洲國的事情，從飯後談起，一直談到九點鍾十點鍾而後到十一點鍾。時時想退出來，讓魯迅先生好早點休息，因為我看出來魯迅先生身體不大好，又加上聽許先生說過，魯迅先生傷風了一個多月，剛好了的。但魯迅先生並沒有疲倦的樣子。雖然客廳裏也擺著一張可以臥倒的藤椅，我們勸他幾次想讓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沒有去，仍舊坐在椅子上。並且還上樓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魯迅先生到底講了些什麼，現在記不起來了。也許想起來的不是那夜講的而是以後講的也說不定。過了十一點，天就落雨了，雨點淅瀝淅瀝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沒有窗簾，所以偶一回頭，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並且落了雨，心裏十分著急，幾次站起來想要走，但是魯迅先生和許先生一再說再坐一下。
“十二點以前終歸有車子可搭的。”
所以一直坐到將近十二點，才穿起雨衣來，打開客廳外邊的響著的鐵門，魯迅先生非要送到鐵門外不可。我想為什麼他一定要送呢？對於這樣年輕的客人，這樣的送是應該的嗎？雨不會打濕了頭發，受了寒傷風不又要繼續下去嗎？站在鐵門外邊，魯迅先生指著隔壁那家寫著“茶”字的大牌子說：“下次來記住這個‘茶’字，就是這個‘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幾乎是觸到了釘在鎖門旁邊的那個九號的“九”字，“下次來記住‘茶’的旁邊‘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