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一九二八年為著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著就是一九二九年。於是根據著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著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著我們。一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著那麼厚的雪。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著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著這些盾牌。盾牌上插著那些藍色的小花，因著密度的關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幾乎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像小金點，又像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隻盼想著明天，但有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著，我是跳不過去的，還隻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著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竟連一個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著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餘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隻，圍巾上結著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著氣的時候，我們的那一小隊的人說：“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像是廚房裏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麼冒氣了吧？但還覺得不夠。什麼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一九二八年遊行和示威的時候，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隻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國主義”的緣故。
我們這一小隊是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男同學是第三中學的，一個大個兒，一個小個兒。那個小個兒的，在我看來，他的鼻子有點發歪。另一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閃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來和鴨子似的，隻是鴨子沒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時候，我又看她像一隻豬。
“來呀！快點呀，好多，好多……”我幾乎要說：好多買賣讓你們給耽誤了。
等他們跑上來，我把已經打成皺折、卷成一團的一元一元的鈔票舒展開，放進用鐵做的小箱子裏去。那小箱子是在那個大個的男同學的胸前。小箱子一邊接受這鈔票，一邊不安地在滾動。
“這是外國人的錢……這些完全是……是俄國人的……”往下我沒有說，“外國人，外國人多麼好哇，他們捐了錢去打他們本國為著‘正義’！”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著很高的冰錐，為著去追趕那個胖得好像行走的駝鳥似的俄國老太婆，我幾乎有幾次要滑倒。等我把錢接過來，她已經走得很遠，我還站在那裏看著她帽子上插著的那根顫抖著的大鳥毛，說不出是多麼感激和多麼佩服那黑色皮夾子因為開關而起的響聲，那臉上因著微笑而起的皺折。那藍色帶著黃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領邊上，而且還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來。對於我們那小隊的其餘三個人，於是我就帶著絕頂的侮蔑的眼光回頭看著他們。他們是離得那麼遠，他們向我走來的時候並不跑，而還是慢慢地走，他們對於國家這樣缺乏熱情，使我實在沒有理由把他們看成我的“同誌”。他們稱讚著我，說我熱情，說我勇敢，說我最愛國。但我並不能夠因為這個，使我的心對他們寬容一點。
“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麼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麼，蘇聯為什麼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並不熱，我隻記住天空是很黑的，對麵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係，車夫台兩邊掛著的燈頭就像發現在秋天樹林子裏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九點鍾的時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著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著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著。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車靠著街口停著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