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著手電燈，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地、不留心地用手電燈四處照著，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的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裏邊閃著幾個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沉沉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像埋下地窖那麼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麼接近，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像買得最多。夜裏她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著，也許是提著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裏他用什麼東西打著他鞋底上結著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麼呢？微小得像什麼也沒有說。廚房好像並沒有人，隻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裏。老廚子一邊吃著臘肉，一邊上唇的胡子流著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容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才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麼“行市”啦，“漲”啦，“落”啦，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麼他們說得那麼嚴重而低小。
家裏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像鬧鬼一樣，灶王爺的香爐裏整夜地燒著香。母親夜裏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著話，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
父親說：“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們怎能夠知道！”而祖父就不那麼說，他和老廚子一樣：“那窮黨啊！那是個胡子頭，馬糞蛋不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房裏都像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是老廚房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落在地上，好像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就是“蘇聯”，它怎麼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種的困難。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著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給他，他不要，隻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像我們做苦力的戴不得，我們這穿著，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板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台上。火柴在櫃台上嘩啦啦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著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像一個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著，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的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子弟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席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像商店的窗子那麼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著辛克來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麼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爭同時啟發著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大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渾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