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就是一種生存的邏輯
問：您的閱讀以及資料的選擇主要來自正史還是其他史學家？
答：很慚愧，我的書讀得很雜，沒有像一些專業學者和曆史學家那樣，對一個大時代做長久而深入的梳理。有人說，我的寫作風格受吳思的影響很大，這是我的榮幸。我沒有吳思那麼紮實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博弈論的知識結構，我更多是通過曆史小事件、小概念關照大社會。我的生活經曆讓我有幸接觸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方方麵麵、各色人等，這為我的創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床頭經常放的書有林達、黃仁宇、史景遷、吳思等作家的書，不是說他們的書就是無可置疑的經典，而是角度的新穎、捕捉信息的有力和準確。
問：寫曆史的維度有很多，您怎麼想著分析和解構中國曆史上各大利益集團的生存競爭與博弈規律？這種生存競爭和博弈是否就是爾虞我詐的政治鬥爭？
答：相對於精神層麵，人的生存永遠是第一位的。所謂的精神意識和道德憂患主要還是來自知識階層。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困擾他們的還是來自生存方麵的問題。官僚集團說代天子牧民，可是曆史的現實呈現出另外一種麵貌。官僚集團是按照皇帝的指示，或者是按照老百姓所期望和要求去做的嗎？他們在生存競爭中，還是綁架了道德和精神。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曆史上的官員數量最多，可出現政治家的概率最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官本位和家天下有著密切聯係，一族為家，何來真正的天下大局？所以說，中國曆史上的政治鬥爭不是為天下生民，不是為公天下，而是為私，為個人的生存。
問：很多寫官場題材的書籍都被讀者看作為官秘籍，盡管作者的初衷並非如此。您想帶給讀者的是什麼？
答：我的書很多都是自己的曆史隨筆集，結集出版的時候被出版社賦予了一個極具市場誘惑力的書名，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作為作者，我當然希望自己的書能夠為讀者解讀中國社會提供一個新鮮的視角，搭建一個解釋力更強的框架，形成一套有別於“官場規則”的新話語模式。
《清風》雜誌記者：有沒有啟蒙的書籍和老師？誰的作品對您的影響最大？
我的啟蒙書籍應該是《劍橋中國史》。這套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曆史的權威著作，和我在此之前接觸到的曆史書籍，在敘述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它的結構不是平麵的，而是立體的、全方位的，更像是一套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不像有些史學家治史，到處設埋伏、留爆點，一部中國史疑點重重。
《清風》雜誌記者：現實生活有沒有激發您的一些創作靈感？
我不希望現實生活激發我太多的創作靈感，更不希望它為我提供更多的創作素材，那樣的話，說明中國社會還在曆史的原點打轉轉，這是很可怕的。在我寫作的時候，一直有一種對現實問題的觀照。可是由於民族性格和文化使然，使得一些現象得以古今穿越，一些規則仍在支配著社會的運行。比如說，我寫灰色生存有時候就產生了時間上的錯覺，官員的陋規、吏員敲詐辦事的百姓、黑惡勢力禍害民間社會等。
《清風》雜誌記者：工作中有沒有一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或者對您人生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的事？
中學畢業前一個暑假，父親帶我和妹妹下地拔秧草，每天在毒太陽下勞作。那時候感覺，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我的父親是民辦教師，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當時說：城裏人這時候會坐在風扇下麵納涼，嘴裏嚼著冰棍兒。這句話對我的內心世界衝擊很大，也堅定了自己走出農村的決心。可誰又知道，一走就走了二十多年。我以前經常做夢，會夢見自己頭頂烈日驕陽，置身於茫茫的秧田中間，沒完沒了地拔秧草，然後會驚醒。在城市生活二十多年，身心卻一直難以融入。很多時候會產生“今宵酒醒何處”的時空錯覺，覺得眼前燈火通明的繁華和自己沒有多大關係。
《清風》雜誌記者：有句話叫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然而，曆史中的很多東西很沉重，您書中的一些事也並非笑談，您在寫作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或體會？
也正因為我們把古今多少事，都輕鬆地付了笑談，所以我們才會在麵對現實的時候，多的是隔岸觀火，少的是感同身受。畢竟關注曆史，很多時候就是在關注更加深遠的現實。我在寫作過程中，體驗更多的是局中人善惡糾纏、人格分裂的無奈掙紮，當然也有人性美好的另一麵，而那些美好早就付了笑談。我所做的工作，是嚐試性地去了解真相本身。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了解真相就能去除蒙蔽，是更大的價值。